图书馆长的儿子

2019-08-26 05:08:03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9年4期

丁力

第一章

从“马桶盖”到“留级生”

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小时候的理想居然是当总统。

我一直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呢?

我出生在一个不发达省份的非省会城市,父亲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员,离“总统”一百杆子也沾不上一点关系。并且,就是这样一个小官,也逃脱不了进一步被贬的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随父母下放到靠点煤油灯照明的农村。最糟糕的不是照明,而是上厕所。乡下的厕所是“纯天然”的。半截土墙围一个茅坑,坑壁因陋就简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一口残缺的水缸,所以当地老乡称厕所为“茅缸”。比较奇葩的是一个豁口饭锅。用饭锅做茅坑,看着就让我不舒服。但这就是我真实的生活环境,由看不惯到渐渐适应,再习惯成自然。我成了地道的乡下人,经典标志是头上顶着一个“马桶盖”。当父亲获得“平反”,全家欢天喜地回到城市时,我却开始新的不适应。因为“马桶盖”,我被完全孤立,成为同学们集体嘲笑的对象。我不明白,在乡下挺时髦的头型,到了城里怎么就立刻成了“马桶盖”呢?叫什么不好,干吗非得叫“马桶盖”呢?更不能容忍的是,居然有别的班甚至别的年级的同学专门跑到我们班上来瞻仰“马桶盖”。事情过了几十年,如果你现在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问起我们那一代人,说出我的名字肯定无人知晓,但说起“马桶盖”,说不定立刻有人眼睛放光。

我决定为自己“平反”。正在与家乡联系,打算捐献一座图书馆,条件是:以“马桶盖”命名。

虽然回到城市,但父亲并没有落实之前的职

务,只被安排在一座废弃的图书馆工作。与其说是“馆长”,不如说是保管员。因为图书馆已经不对外开放,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任务就是看守这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

除了需要专人看守之外,“馆长”的职位还能顺便解决我家的住房问题。

图书馆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单门独院。院落不大,中央却挺立着一棵白玉兰,耀眼且清香阵阵,树干乃至每一片树叶都干干净净,绝不拖泥带水或藏污纳垢的样子,显得雍容厚实,处处透露着高贵气质,昭示着这栋建筑不同寻常。应该是一座早年的别墅或洋房吧。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在我们那座小城市,怎么会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建筑呢?

外墙灰色,准确地说是水泥色。水泥被做成麻豉癞癞的,像是一坨坨水泥随意而密集均匀地砸在墙上,晾干之后形成的样子,或者是稀巴烂的水泥糊在墙上,贴上一块木板,沾住水泥,然后猛地把木板拔开,水泥被沾起而形成的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模样。更可能是用特制的专门模子拓出来的。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已经见不到这种外墙了。

麻豉癞癞的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只是在有窗户的地方露出玻璃和被爬山虎半遮半掩的红色窗框。红漆不仅斑驳,而且已经褪色,明显年久失修。这让我心存不安,担心蛇顺着爬山虎上墙并钻进窗户。我是怕蛇的。并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天生就怕,怕在基因里,所以,一到晚上就神经质地认真检查窗户是不是关好。

楼道很狭窄,还拐弯。木质楼梯和扶手被磨得异常光滑,受力的部位凹陷下去,露出清晰的木纹,光滑得像上了釉,似刻意打磨的工艺品或闲人手上的把玩件,值得仔细玩味。墙壁上挂着两个形状奇异的玻璃瓶。玻璃瓶是封闭的,没有瓶口,似融化封死的样子。父亲告诉我是灭火器。我第一次知道灭火器还能做成这种形状,更惊叹固定它们的铁夹子像新的,红色的油漆如新喷涂的一般鮮艳。灭火器有年头了,为什么固定它们的铁夹子还像新的呢?既然有年头了,它们还能“灭火”吗?好在公家配备了新式灭火器,像一尊尊炮弹,静卧在墙脚,天天整装待命,那两个奇怪的老灭火装置成了摆设,或充当这栋建筑年代久远的佐证。

最让我长见识的是卫生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卫生间”。明显不同于乡下的“茅缸”,亦不同于之前我经历的“厕所”。卫生间很大。最令我惊奇的不是抽水马桶,而是巨大的浴盆。我没办法形容它具体有多大,只能凭自己的印象,在我深圳的别墅里专门做了一个。倘若你有机会来我家做客,我专门请你上一次卫生间,你就一清二楚了。

我不习惯抽水马桶。尽管搬进去当日父亲就教会我怎么使用,但我愣是用不惯。关上门,双脚踩在檐口上,拿抽水马桶当乡下的茅房或学校的蹲坑用,才舒服。

正房四间,每间都比教室小不了多少。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四间屋子里全部堆满图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为方便取书,不得不配备移动木梯。真正属于我们居住的地方,其实只有楼下的大厅和楼上的过道。好在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任由我们摆布。我和父母住楼下,四个姐姐住楼上,虽不宽敞,但也足以容纳我们全家。因为是木地板,姐姐们可以直接在书架下或楼道上随便找个位置铺床褥。我和父母倒是有床,就那么放在大厅里。父亲的案桌也是我们家饭桌,平常父亲在上面工作,吃饭的时候就充当餐桌,我和父亲拿床沿当椅子,坐在床沿上吃饭。今天想想不可思议,当年感觉蛮协调。

大姐很快被安排了工作,搬到外面住单身宿舍了,只是周末才回来吃顿中饭。二姐即将毕业,蠢蠢欲动,好像跟这个家有仇似的,盼望早一日离开。但她没有等到出去住单身宿舍,却等来上山下乡,再回到农村。母亲唉声叹气,我觉得不合逻辑,既然如此,二姐还不如不随我们回城直接留在乡下算了。三姐四姐的命运差不多,离开这栋建筑后,奔赴广阔天地。理由是,我大姐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我父母属于“身边有子女”的。但大姐住集体宿舍,并不真正守在父母“身边”,真正陪伴父母的其实只有我。

我的生活是看书。

并非我天生喜欢看书,更不是我爱“学习”,实在是我的世界只有书。

没手机,没电脑,没电视。关键是我没朋友,谁愿意跟“马桶盖”做朋友呢?和同学在一起,只能被他们嘲笑。尽管我早已不剃“马桶盖”了,但名声在外,覆水难收。我只好待在家里,待在那座暂停开放的图书馆里。

没有高考,因此也就没有“升学率”,老师没有抓学习的压力和动力,也不敢抓,抓多了,有推行“白专道路”嫌疑。我们不用考试,也从来没有家庭作业,放学之后,我能做什么呢?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栋孤立的建筑,因此我们也没有邻居。

下午常常不上课,至少不会上主课,最多就是体育课或劳动课,再不然就是政治学习或学工学农之类。总之,我下午可以不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很早回来。同学们点个卯就结伴去玩儿,或做着各种能吸引女生注意的游戏。我没有受邀,也比较知趣,不敢主动往上凑,只能回家,回到那座图书馆。

母亲通常在白玉兰树下做针线活儿。陪伴她的是一只浅浅的竹编小筐,里面放着针头线脑碎布头和鞋样子。显然,母亲沿袭了农村妇女的做派。乡下的大嫂大婶下午总是这样就着阳光做针线活儿,缝缝补补或纳鞋底。除了最热的夏天担心手上出汗弄黑了布料之外,她们似乎常年都在纳鞋底。先用锥子在千层底上扎个孔,然后用顶针把串着麻线的大针穿过去,收线,拉紧,再使劲一拧,麻线就结结实实镶嵌进千层底了。被拉紧的麻线凹下去,旁边就凸了起来,立体感很强,摸上去硬邦邦的,结结实实,敲在大腿上砰砰响。她们通常三五成群说说笑笑,或神神秘秘议论张寡妇跟生产队会计偷情的事情,再不然就说李家公公踮起脚尖偷看儿媳妇洗澡等等。但我母亲此时孤身一人,在挺拔的白玉兰树下显得孤单而渺小。

我从白玉兰的另一边穿过庭院,径直进屋。

窗户全部敞开。这是父亲每天的工作,图书要通风。早晚湿气重,必须选择午后最热的时候敞开窗户。

我不敢楼上楼下乱跑,因为父亲在门厅里整理图书目录,整个建筑安安静静,地板和楼梯都是木头的,我一跑,嘭嘭嘭响,父亲肯定会皱眉头。起先我无所事事,偶尔抽一本书随便翻翻。大部分是专业技术书籍或施工手册,但我居然能看得进,估计是实在太无聊了吧。我像一块完全干燥的海绵,什么水都能吸,实在没有水,连油也要吸。那些我完全不懂的技术书籍,即使今天估计我仍然看不懂,当时居然能整本整本地看完,不可思议。

父亲对我看书并不反对,好像还挺支持。那时候父母对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跟城里的孩子学坏,我不与人接触,一个人在家看书,至少不会“学坏”吧。

我胆子大了一些。起初为了避开父亲的目光,我总是躲在楼上,现在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从楼上慢慢扩大到楼下。楼下的图书专业性不那么强,因此有趣许多。比如天文学,比如哲学,还比如心理学等等。我仍然看不懂,但至少比工程技術类专业书有趣。

第一次因阅读引发我思考的是天文学。它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知道太阳系的渺小,地球更小。从整个宇宙考量,地球几乎可忽略不计。至于人类,我们在地球上的地位其实还不如鱼类,人类仅仅是陆地上众多生物中的一种,而陆地上所有飞禽走兽加起来体量上也不及海里的鱼类。既然如此,那些争权夺利甚至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不是很可笑吗?

第一个夸我“神童”的人是陈伯伯。他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下放到山区,回来找人“落实政策”,带了一些山区产的茶叶,也给我父亲一斤。

“自己炒的,新茶。”陈伯伯说着,还把茶叶打开,厅里顿时弥漫着清香且略微带一点干燥烤焦的味道。我也被吸引到桌边。

“你自己做的?”父亲一边凑近闻一边问。

“是,亲手炒的。”陈伯伯说。

“行呀,”我父亲说,“你好歹学了一门手艺。”

“学这手艺有什么用?”陈伯伯说。

大概触及敏感话题了,他们有短暂的沉默。父亲好像还轻轻叹了一口气,表示无可奈何或为陈伯伯惋惜的样子。

“不应该说手‘炒的,应该说是手‘揉的吧?”我问。

父亲和陈伯伯大概都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们似来不及反应,发愣似的看着我。

我接着说:“第一道工序旺火用竹铲子炒,最后一道工序文火用金属铲子翻,中间是用手揉。”

父亲抱歉地对陈伯伯笑笑,似乎在为我的失礼而抱歉。

陈伯伯并没有认为我失礼。他很吃惊,惊喜地弯下腰,我们的脸因此贴得很近。陈伯伯对我说:“对,你说得完全对。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书上写的呀。”

说着,我旋风般地转进屋里,拿出一本《制茶工艺》递给他。

“老丁啊,”陈伯伯说,“不得了,真的不得了。你家出了神童啊。”

我并没认为自己是“神童”,只不过碰巧看了一本书罢了,仅此而已。

但我能感觉阅读带来的快感。有一种别人

不懂我独懂的窃喜和自豪。

我似乎从陈伯伯的惊喜中受到鼓励,更加热衷于看书。之前完全是被逼无奈的无意之举,后来好像是有意而为了。随着一楼“宝库”的逐步发掘,类似的喜悦和自豪越来越多,老师上课讲“路线斗争”,我立刻想起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居然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快感。事实上,每一门课我几乎都能“先知先觉”。上物理课,老师刚讲到“惯性”,我就立刻想到牛顿的力学定律;老师讲能量守恒定律,我在下面小声嘀咕这叫“热力学第一定律”。老师不得不停下课,走到我身边,让我再说一遍。我就大声再说一遍。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疑惑不解,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书上写的呀,热力学共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其实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第二定律决定能量流动方向,第三定律也叫绝对零度定律,也叫“熵”定律……老师摆出类似陈伯伯的表情。我有些得意,虚荣心得到满足。类似的情景发生了几次,我就产生了优越感,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真是“神童”,甚至偶尔产生自己将来会成为“伟人”的想法。当然,只是偶尔冒出的感觉,并没真的以为自己“伟大”。我或许就是这时候萌发当“总统”念头的。果真如此,我岂不是与那些整天想着争权夺利甚至谋求统治世界的人一样可笑?这与我从天文学获得的启迪很矛盾啊。

唯一的解释是我读书读傻了。

我真的读傻了。

我变得瞧不上任何人。任何人,拿“总统”的尺子一量,还够撑满我的眼眶吗?“总统”成了我的“精神胜利法”,比鲁迅笔下的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阿Q只幻想自己是别人的“老子”,我则假想自己将来当“总统”。同学们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则视他们为“羊群”。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但读书也有好处。

如果不读书,“马桶盖”不仅让我孤独,还可能让我变得孤僻,因为成天读书,我有时候会站得很高。人世间天大的问题,从宇宙角度一看,就不是问题了,何况一个小小的“马桶盖”。我因此变得“孤傲”起来,仿佛“世人皆醉我独醒”,常常抱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这当然也很糟糕,但毕竟属于“心态”层面的,没有上升到“性格”高度。我觉得这种“孤傲”的心态比“孤僻”的性格危害性小一些。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虽然不怎么上课,但因为阅读量大,视野开阔触类旁通,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起初我不知道,既然不考试,谁知道谁的学习成绩好坏。可那一年突然抓起了教学质量,也就是后来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恢复考试,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凸显出来。物理和化学几乎每次都能考满分。而且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用功”,甚至连“认真”都说不上,那些题自然而然就难不倒我,包括附加题。

我有些自鸣得意,常常盼望考试。甚至,我希望天天考试。这么说吧,我希望学校不用上课了,专门考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见,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不仅仅体现在当总统的“理想”上,也体现在希望学校不上课只考试上。

我还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我也想引起女生的注意。每次考试,我都第一个交卷,而且离开教室的时候,故意把桌椅弄响,生怕同学们不知道我第一个交卷了。

刚开始是泛泛地想引起女生的注意,后来就有了具体目标。我最喜欢班上一个叫毕燕的女生。为此,我曾多次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理由仅仅是其中也有一个“燕”。每当我念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班上的那个“燕”。天知道我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毕燕既不苗条,也不是尖下巴。白白的,胖乎乎的,眼睛倒是特别明亮。难道我仅仅喜欢她的眼睛?不是。我是喜欢她整个“人”。因为每当我朗诵《海燕》的时候,想到的绝不仅仅是毕燕明亮的眼睛,而是她整个“人”,包括她圆圆的下巴和胖乎乎的脸。但我并没有“追”她,连纸条都没写。我用自负掩盖自卑。明明是她不可能瞧得上“马桶盖”,我却假想她不配做“总统夫人”。排解单相思的办法仍然是看书,故意看一些深奥的书,感觉越是深奥就越显得我有“学问”。我甚至浅薄到当面卖弄。在离毕燕不远的地方,故意用她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出一些同学们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或概念,比如热力学第三定律中关于“熵”的概念等等。其实这些术语或概念我自己也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所云,但仍然要说,故弄玄虚,这不是浅薄的卖弄吗?

很快,我遭遇了“现世报”。

“回潮”确实给了我彰显自己学习成绩的机会,但除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之外,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好处,相反,我还因此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我被留级了。

在我看来,“留级生”比“马桶盖”更加丢人。后者错不在我,前者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的“现世报”。

作为“回潮”的高潮,学校恢复了升级留级制度。但不是像“文革”之前那样按学习成绩好坏或考试是否及格决定升级留级,而是下指标,每个班必须一个留级,不多不少。决定谁升级谁留级也不看学习成绩或考试分数,而是看政治表现。但是,什么叫“政治表现”呢?没人说得清。我当然更不明白,说实话,即使在今天,我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政治表现”,以及如何判断一个小孩子“政治表现”的好坏。我估计老师当时也不明白。但我们班主任有办法,她没有仅凭自己的印象决定某个同学升级还是留级,而是走“群众路线”,让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民主”。因为每个班只有一个同学留级,所以,升学的就不用选了,只选留级的。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举一个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級。

蛮正式。老师监督并亲自收票点票,叫两个同学上来帮忙唱票和计票。计票方式是在黑板上画“正”字。唱票的喊到谁,计票的就在黑板上写上该同学的名字,然后在名字的后面画一笔。整个过程当着大家的面进行,公开透明,因此我相信它也公平公正。为体现公平,老师没有叫班长或学习委员上来唱票、计票,而是叫了两个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女同学。

第一票就是班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不是推荐好人好事,而是推举“政治表现”最差的同学留级,怎么能选到班长头上呢?

班主任似乎也不相信,一面让大家安静,严肃一点,一面伸手要过那张选票,看一眼,似担心唱票的同学看错了,确认无误后,示意继续。计票的女生立刻在黑板上写上班长的名字,然后在后面认真画上一横。我知道,她画的是“正”字的第一笔画。

班主任扫视大家一眼。也扫视到我。我心里一惊,感觉老师的目光在我这里有停留。难道老师认识我的笔迹?知道班长的这一票是我投的?

不会吧,我特意用左手写的,老师还能看得出来?

黑板上的名字越来越多。居然出现我的名字。我不但不觉得难堪,相反,还很开心。因为,这说明搞恶作剧的不是我一个人。当班长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完整“正”字的时候,我彻底放心了。老师就是怀疑我也没有用,总不能班长的5票全部是我一个人投的吧?

我竟然有些得意起来。

班主任的目光再次投向我。这次比较明显,在我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让我成为“焦点人物”。

班主任目光如炬,令我一个激灵。忽然发觉全班突然安静下来。再看黑板,才知道唱票结束了,我的笔画最多,19票,差不多把4个“正”字写完。

我傻了。

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表情,估计脸色也很苍白吧。

我跑了出去。

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

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空旷,不像现在被开发得这么精致和密实。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我们那座城市当时比较“散”,到处都有空地。在学校和我家之间,稍微改变一点方向,就能爬上一座小山包。山包不高,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山脚下还有零星的菜地,估计是闲不住或经济拮据的居民见缝插针种植的。我坐在小山顶上,看着我家也就是我们那座城市图书馆的屋顶,哭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是我?

到底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知书达理,这个问题很快想明白了。既然我都能恶作剧地投班长一票,别人为什么就不能投我一票?但我得票最高,这又不仅仅是恶作剧这么简单。估计与“马桶盖”和我的“总统梦”有关吧。主要是“总统梦”,让我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处处显摆,那么早交卷还故意把桌椅弄响,能不遭人嫉恨和讨厌吗?换上是别人我也讨厌。在“政治表现”无法量化的前提下,同学们只能凭自己的好恶投票,我都在心里把他们当“羊群”了,他们不投我的票投谁?

第二个想到的是毕燕。

毕燕应该没有投我的票吧?我在冲出教室之前,下意识地看她一眼,发现毕燕也正好在看我,我们发生短暂的对视。正是这个对视,让我冲出教室。因为,我不想当着她的面掉下眼泪。虽然目光对视极为短暂,但印象非常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什么眼神呢?意外?震惊?不可思议?还是惋惜、叹息或同情?……我

说不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毕燕的眼神中,我没有看出得意、嘲笑和幸灾乐祸,因此我相信,她没有投我的票。

其实她一个人是不是投我票无关大局。我们班总共56个同学,我得了19票,说明绝大多数同学没有投我的票。但就是这19票,我也最高。我们班留级的非我莫属。现在,已经不是我认为毕燕是不是够格当“总统夫人”的问题,而是我如何躲着不能再与她见面的问题。事实上,我打算躲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投我的票。

我最后才想到父母。

主要是担心自己怎么面对他们。我倒不是怕父亲打我。父亲从来不打我。他比较重男轻女。上面四个全是姐姐,我成了家里的“独宝”。曾经隐约听谁开玩笑说过,如果我上面有一个哥哥,父母就不会再生我了。但我上面没有哥哥,只有姐姐,所以我是家里名副其实的宠儿,他们舍不得打我。但是,我也因此承载着父母的全部希望。自从陈伯伯夸我是“神童”之后,父母嘴上虽然没说,心里肯定是高兴的。母亲逮着机会就假借陈伯伯之口说我聪明,父亲倒是没有这样说,甚至在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他还谦虚几句,可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比如亲戚朋友来讨教什么问题,父亲就会假装开玩笑或不经意地“考”我一下。他知道这些问题难不倒我,故意让我展露“博览群书”后的“知识渊博”。如今,我这位“知识渊博”的“神童”突然成了“留级生”,他们的脸往哪儿搁?他们的失望对谁说?他们怎么承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我倒希望父母打我一顿。我确实该打。他们打我了,把心中的怨气和委屈发泄出来了,或许就好受一点,我自己也会好受一点。但我知道,他们是肯定不会打我的。这就让我更加难受,更加无所适从,完全不知所措。

我不是一个泪水充沛的人,眼泪很快就哭干了。泪痕结在脸上,能感觉到它们曾經的存在。

我坐在小山包上,遥望自家的屋顶,当然,也就是那座小图书馆的屋顶。屋顶红色,但红得不是很鲜艳,是瓦红色。可图书馆的瓦又不同于一般瓦房的瓦,似乎比一般的瓦坚硬一些,结实一些,也光亮一些,却也没有光亮到鲜艳的程度。应该是光亮得结实而含蓄那种吧。随着夜色的降临,含蓄得更加彻底,居然与周围的景色渐渐融为一体。

我担心父母着急。我仿佛听见爸爸妈妈在叫我。

我决定回去。

我总要面对父母。

我把小山包想象成地球之外的某个天体,现在,我从这个“天体”上遥望自己的家,“留级”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我下山,回家。

从山顶往下看很近的距离,近到似乎可以听见爸爸妈妈叫我,真走起来,其实蛮远。当我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我们家却灯火通明。父亲把图书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灯全部打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家有这么多灯。特别是楼上楼下那四个比教室小不了多少的书库,全是日光灯,在黑暗的背景下,居然那么耀眼,光芒四射。我们家像是在办什么盛大的喜事。

这是我们家成员最齐的一次。连“准成员”小徐哥哥都来了,他是我大姐的男朋友。二姐和三姐当时还没有男朋友,如果有,估计也会来。

见到我,大家又惊又喜还似乎小心地回避着什么。我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我留级的事情了。我通常下午三点半就回来,大多数时候在看书,偶尔被母亲打发去排队。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我也无所谓,反正带一本书,边看边排队,不耽搁。明天星期天,今天下午该我排队买肉,三点半没回来,父母一定很奇怪,再等等,就变成了焦虑,最后终于找到了学校,知道我被留级了。我能想象他们的愤怒,跟老师吵了一架也说不定,但这时候当着我的面,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装得最像的是我父亲。大家围着我嘘寒问暖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父亲悄悄地上楼关灯,一间一间屋子非常认真地关灯。等把该关的灯全部关闭,稍等一下,才缓缓下楼。

我们的目光都聚焦于父亲,仿佛被留级的是他,他才是今晚的主角。

我等待着父亲的责备。我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这个家。我让家里人担心了。我给家里添麻烦了。我给全家丢脸了。我让他们承受委屈甚至承受侮辱了。许多年之后,当新闻上播放一个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把父母为他上大学而借来的钱全部骗走之后,该大学生选择自杀。我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大概就与我当年类似吧。

但是,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不但没有责备

我,连难看的脸色也没摆。他在走下楼梯的时候,居然慢慢地露出微笑。一直走到我的身边,微笑放大成开心的笑。父亲显得非常开心地摸了一把我的脑袋,说:“这是好事情啊。”

我有些害怕,以为他被气疯了。

其他人的表情和我差不多。

父亲依然笑着,神采奕奕。不像装的,更不像疯了。

父亲说:“这下好了,你至少可以延迟一年上山下乡了。说不定拖着拖着,这项政策就取消了。”

第一个做出正面反应的是我“准姐夫”,也就是我大姐的男朋友“小徐哥哥”。他说是,听说福建有个老师给毛主席写信了,毛主席还回了信,估计政策是要变了。

父亲对他点点头。父亲好像不喜欢“小徐哥哥”,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微笑点头。然后,父亲对我,也好像是对大家说:“记着,不要逞英雄。坏事情,哪怕是明知躲不过去的坏事情,也要尽量躲,躲一天是一天。事大事小躲了算了。躲到哪一天实在躲不过了,发生了,危害性也一定减弱很多。”

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因为读过一本法学概论,知道“追诉期”,即便是做了违法的事,只要过了一定的期限,就可以不予追究,何况“上山下乡”。所以,我对父亲这段话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因此,我相信父亲灿烂的表情不完全是宽慰我,而可能真是这么认为的。

“我饿了。”我说。

“对,吃饭,赶紧吃饭。”父亲说。

母亲激灵了一下,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她根本就没有做饭,至少没有做这么多人的饭。

“走,下馆子。”父亲说。

“好,我请客。”小徐哥哥说。

其实谁请客无所谓,因为那天所谓的“下馆子”,就是一人一碗阳春面。我记得非常清楚,九分钱一碗。

不一定是为了省钱,那时候就这个标准。街上饭店很少,我们家附近就这一个小面馆,那时候也没有夜市,更没有“夜生活”这个说法,那么晚了,就是想“下馆子”估计也只能进这家面馆。

尽管是九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我们都吃得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一碗不够,吃了两碗。今天回想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味精、猪油加葱花,怎么能做得那么好吃呢?我们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面条还是吃得起的,怎么就做不出饭店的这种味道来呢?有一年我回老家,再想吃那种阳春面,找遍大街小巷,愣是没有找到。听说上海有,我曾经专门去了一趟上海,找到了,但吃到嘴里,完全品不出当年的味道。

阴霾一扫而光。大家由悲转喜,开开心心。唯有父亲冷静,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想法,我说想转学,不想再天天看见之前的同学。

父亲点点头,表示理解,但转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这个头点得不是很有把握。

“转到八中可以吗?”小徐哥哥问。

“行。”我立刻回答。只要不再天天见到之前的同学,特别是不再面对毕燕,转到哪个学校都行。

父亲没说话,看着小徐哥哥,那意思是问:“你有本事帮忙转学八中吗?”

大姐也看着自己的男朋友,担心他瞎吹牛。

“你忘了?”小徐哥哥回应我大姐,“老姚在八中工宣队啊。”

大姐“噢——”了一声,叫起来,“对对对,姚师傅。姚师傅在八中工宣队。”

工宣队,多威风啊,别说老师了,校长在他们面前都毕恭毕敬。他们是代表工人阶级来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的,谁敢不听?有这层关系,谁敢让我留级?

八中好,不像我之前的学校,是一所职工子弟小學,然后“戴帽子”加了中学部,但毕竟是小学的底子,哪有八中那么大的操场。要知道大姐有这层关系,我早该转到八中去。如果我早转到八中,就肯定不会留级,当班长也说不定。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新学年的来临。盼望着早一天进入正经的八中,开始崭新的生活。在这里,不该再有人喊我“马桶盖”或“留级生”了吧。

之前的学校不用去了,新的学校还没有开学,我的生活又变得无所事事,只能继续看书。偶尔也帮母亲排队买肉买豆腐之类,照例还是带着一本书,边看边等,两不耽误。好在此时政治气氛确实有些变化,图书馆进了新书,包括文艺类书。之前,图书馆里没有文艺书,据说全部被当作“封、资、修”一把火烧了。新进的文艺书首先是八个样板戏剧本。好像没有八本,不记得是六本还是七本。全部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很新,印刷很精美,比图书馆里之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新都精美。剧本还配有彩色插图,其中的《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剧照竟然与毕燕有些相像。也是圆脸,腮帮子圆鼓鼓的,有两个小酒窝。特别是

眼睛,剧照上的小常宝居然与毕燕一样明亮……

接着就是鲁迅的杂文、小说和散文集,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当然,也包括《牛田洋》一类跟时局很紧、政治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大约是看惯了专业书,一开始我读文艺类图书还不是很习惯,觉得它们很矫情,废话太多。但看着看着,就被吸引了,发觉文艺书其实比专业书好看多了。特别是小说,虽然也是讲道理,但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故事有悬念,一环套一环,勾着人自动往下看。被母亲叫去吃饭,心里还想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还担心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所以吃完饭马上又接着看。之前看科技书,哪里有这情景?

特别是小说中多少穿插着爱情故事,更加勾人。比如浩然小说《艳阳天》里的马立本,幻想与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焦淑红搞“对象”,他想大声喊出来,让全村人都知道,“马立本与焦淑红搞对象啦!”我看到这里头脑中产生画面感,想象夜色下的小村庄,马立本站在林子旁边一个人扯着嗓门却又不敢大声喊出来的场景。我甚至幻想自己就是马立本,而毕燕就是焦淑红,幻想我与毕燕“对象”了,我也要大声喊出来,让全班同学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我同样不敢大声喊出来,只能憋着嗓子轻声“呐喊”……

留级让我变得实际一些,不管怎么说,留级总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与“总统”的辉煌童年严重不符,所以,我渐渐放弃了自己所谓的“理想”,至少,这个“理想”不那么强烈了。因此,我不必用“总统夫人”的标准要求毕燕,此时此刻,如果毕燕愿意成为我的“对象”,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毕燕愿意吗?前面有“马桶盖”垫底,后面有“留级生”断后,估计她就是喜欢我,也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除非我真的成了“总统”。

新学期开始。

姚师傅站在门口迎接新生。表情威严,看着就让人紧张,不像是“迎接”新入学的同学,倒像是胜利者在接收战俘。因为大姐和小徐哥哥带着我去见过他,所以我认识姚师傅,打算上前打个招呼。毕竟,我是通过他的关系才进八中的,不说感谢,见面至少应该打个招呼,喊一声“姚师傅好”。另外,我有虚荣心,或者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我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认识姚师傅,这样,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即便知道我之前的外号和如今留级生的身份,也不敢喊我“马桶盖”或“留级生”了。我凑上前去,还没张口说话,姚师傅就表情严肃地摆了一下脑袋,没张嘴,从喉咙里发出一种警告的声音,示意我别废话,赶快去上课。我只好缩回来,随大溜一起走进校门。

尽管如此,我的行为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感觉大家都在看着我。我甚至感觉到这其中有自己熟悉的眼睛。是吗?我快速摆了一下脑袋,一看,天哪,居然是毕燕,她正在不远处看着我!

这怎么可能呢?我千方百计地转学,为的就是躲避熟人的目光,特别是为了躲避毕燕的目光,怎么她也到八中来了?

我怀疑是幻觉,再看一眼。

没有看错,确实是毕燕。

毕燕,我心中的“总统夫人”,还能看错吗?

我走魂了。连后面的新生点名念到我的名字,都差一点忘记答应。

但我还是渐渐明白过来。我之前的学校只戴了“初中部”的帽子,并没有高中,毕燕没有留级,她升高中了,当然要离开那里,升入正规有高中的中学。可那么多学校,她怎么就偏偏升入八中了呢?又一想,她为什么就不能升入八中呢?除了毕燕,我们班肯定还有其他同学也升入八中了。只是他们现在比我高一级,我仍然读初三,他们却读高一。我懊恼极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早知如此,我费这么大劲转学干什么?即便毕燕为我保密,也不能保证其他同学都为我保密。就是说,我的“马桶盖”外号和“留级生”帽子并没有因为转学而被彻底摘掉,我是戴着这两顶帽子来到了八中。

我很沮丧,第一次体味到什么叫命运捉弄人。再让家里人帮我转回去或转入其他中学已不可能,再说,谁能保证其他中学就没有我之前的同学呢?我必须学会向命运低头,认栽,接受现实,唯一能做的是必须保持低调,千万别想再出风头了。忽然理解父亲单位的王秉诚为什么那么谦虚谨慎了,因为他头上戴着“右派”帽子,不敢高调啊,连我们都对他直呼其名,一个“叔叔”的头衔都不给。

其实我想出风头也没机会了。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正遭受批判,学校又不考试了。不考试,我的学习成绩体现不出来,靠什么出风头?

我又恢复到几年前刚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样子,躲在家里,不出门。好在家就是图书馆,有

我看不完的各种图书。

因为尝到了甜头,我专门挑选文艺书看。准确地说,主要看长篇小说。《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追穷寇》《向阳院的故事》《红雨》《欢腾的小凉河》《征途》等等,等等,还有许多忘记名字的新书。总之,那个年代出版的所有长篇小说我都看了。看得津津有味,觉得非常好看。这些“文革小说”并非如现在人所评价的那样“不堪入目”,倒是现在出版的有些作品,胡编乱造,错别字连篇,真正有些“不堪入目”。

小说让我渐渐忘却了留级带来的羞辱和烦恼。我活在图书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新出版的革命小说比《艳阳天》更加纯洁,完全没有爱情故事,所以没有激起我对毕燕的进一步思念与妄想,让我安全度过青春期。

可是,好景不长。

父亲一年前的预判并不准确。不但不准确,而且截然相反。我没有因为留级而躲过上山下乡,相反,正因为我留级了,所以,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年龄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超过了一条什么界限,不能升入高中继续上学,必须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也是我父亲和我全家万万没想到的。

说实话,我很害怕再去农村。一想起农村的厕所“茅缸”我就恐惧,一想到下水田劳动我就担心里面有蛇。可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我二姐也被招工上来了,此时,我有两个姐姐在城市工作,我父母属于“有多个子女在身边”,我是无论如何都躲避不了上山下乡的。

我真的很后悔当初那么显摆,那么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每次第一个交卷而且故意把桌椅弄得很响。显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被同学们讨厌,被选为班上“政治表现”最差的学生,最终成为我们班唯一的“留级生”。而且,因为留级,所以比同级的同学大一岁,初中毕业就必须上山下乡。假如当初我不那么无知,不把自己当“总统”而把同学当“群羊”,不需要做得尽善尽美,只要稍微收敛那么一点点,或许,我就不会得到19票。只要我少几票,第二名就会多几票,那么,我就不会留级,只要不留级,我就能正常上高中,就能与毕燕继续成为“同学”,关键是我就会真的躲过上山下乡了。可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如果”之上,而实际生活不是“如果”,现实是“结果”。结果是因为这一切,我必须上山下乡。

那时候经常听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像还是伟大领袖说过的,所以我们信以为真。今天想想,这话在特定条件下或许是成立的。比如我留级,按照我父亲的设想,我能晚一年毕业,说不定就能躲过上山下乡。可是,“特定的”條件非常苛刻,苛刻到只要稍微发生变化,坏事就仍然是坏事。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坏事情并没有变成好事,仍然是坏事情,并且是更大的坏事。比如初中毕业,我因为年龄比同学大了一岁,就不能上高中,反而比之前的同学毕燕他们更早一年上山下乡了。所以在当时,留级对我来说仍然是坏事情,而且是造成更坏结果的坏事。

比我更着急的是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第一次见斯文的父亲那么着急上火,给我的感觉是父亲快要疯了。

我极力装作自己喜欢上山下乡的样子,希望父亲不要过于自责而真把自己逼疯,但作用不大。父亲不惜撕下“斯文”,一辈子不求人的父亲此时到处求人。

父亲虽然职位不高,但资格蛮老。1939年参加队伍打鬼子,因为识字,所以做文化教员和文书,保命的机会大,升官的机会少,历经那么多场战役和战斗,居然毫发无损,但比一线作战的同期战友进步慢许多,所以才成了“最小的官员”。可他认识的大官很多,只是我父亲从来不找他们,而且越是大官,父亲越是不愿意接近他们,好像还故意躲着他们,生怕惹上“高攀富贵”之嫌疑。但是,这一次为了能让我逃避上山下乡,父亲竟然挨个去求昔日的老战友、老领导甚至老部下。我们明知父亲徒劳,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许,即便劳而无功,只要父亲这样做了,他心里会好受一点,自责会轻一些吧。

让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努力居然取得了成效。而且在我看来,是巨大的成效。虽然我仍然没能躲过上山下乡,但并没有去真正的农村,而是去了建设兵团。

我欣喜若狂。因为,听说兵团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用公共厕所,不必在用豁口饭锅做成的“茅缸”里难以下足了。

兵团政委是父亲一位战友的战友的老部下。父亲那位战友我知道,姓孙。抗战胜利后,孙伯伯认为革命到头了,打算解甲归田,回家过“二十亩地一头牛”的日子,是父亲苦口婆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让孙伯伯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坚持到了革命胜利,如今在中央某部门任职。所以,孙伯伯很感激我父亲,虽然远在北京,

但只要回皖南,就一定光临我们家,而且住在我们家。孙伯伯一来,我们家立刻蓬荜生辉,门庭若市,因此我们全家都认识孙伯伯。至于孙伯伯的那位老战友是谁,以及孙伯伯的那位战友与兵团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交情,我就不清楚了。不仅我不清楚,就连我父亲也不清楚。但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什么交情,也不管是直接的交情还是间接的关系,反正我是在孙伯伯的“关照”下来到了建设兵团,于是我也拥有了自己一生中难得的“上山下乡”经历。

说“难得”并非夸张,体现两层含意。一是因为倘若不是留级,我就能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正好“文革”结束,我就赶不上“上山下乡”了。其二是我对“上山下乡”的记忆并不像大多数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么悲惨和苦不堪言,相反,我还蛮怀念那段经历,甚至,我感觉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也是收获最大的历练。那么多来自天南海北各种家庭出身的怀揣理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整天朝气蓬勃干劲儿十足,虽然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上海知青还是本省知青,无论是工人子弟还是高干子女,他们的目标都高度一致,都想通过积极表现争取早日获得招工或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不精彩吗?不好玩吗?不是充满戏剧性吗?如果不是“上山下乡”,我哪里有机会与上海知青同一宿舍?哪里能与高干子弟成为战友并结下深厚的情谊?事实上,我今生最好的挚友就是当年兵团的同班战友。因此,我觉得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比读高中更有价值,甚至比后来的大学经历更加精彩更有意义。

当然,我并不怀疑主流舆论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因为我的经历不具典型性。我的“特殊性”在于,我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并非真正的“农村”,而是建设兵团,并且不是文艺作品中描述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建设兵团,而是位于华东腹地的南京军区皖南建设兵团。另外,我有小时候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所以对乡村的艰苦生活有一定的免疫力,所以感受與大多数知青不一样吧。

第二章

兵 团

虽然不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也处于本省的最边缘。我上山下乡的南京军区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位于江、浙、皖三省交会点。站在宿舍门口,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极目远望,除了漫山遍野整整齐齐冬青树一般排列的茶园之外,就是远处突兀在泛绿之中的一片红瓦,那里是浙江长兴泗安镇下面的一个供销社。傍晚,推开朝北的窗户,依稀能看见江苏宜兴牛头山煤矿的大致轮廓。此地属于丘陵,不同于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的江南水乡,也不像我居住的城市那样山水分明,兵团境内虽然绵延起伏,却总也波澜不惊。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约正因如此,南京军区才从战备考虑在这里设立兵团吧。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解放大军过江后,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一个军曾在此地溃散,其中一部分散落民间,所以至今仍能听出当地人的南腔北调。稍远一点的是1937年,日本鬼子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中国军队仓促在这里构建防线,匆匆赶到的川军弟兄留下数千英魂,最终也未能阻止日军的铁骑。我在兵团期间,赶上农业学大寨,强调以粮为纲,愣是要在丘陵种植水稻,不得不在两丘之间蓄水造田。每年冬天兴修水利,挖泥塘筑水坝,我们都能挖出未爆炸的迫击炮弹。不知是1937年日本鬼子打过来没爆炸的,还是1949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随意丢弃的。知青们号称兵团“战士”,却也很少接触真炮弹,出于好奇,或是苦中作乐,故意把炮弹藏在焚烧的灰肥堆中,引发剧烈的爆炸,差点闹出人命。指导员立刻下令,坚决杜绝此类玩笑,否则严肃处理。

不知是碰巧还是作为孙伯伯关照的延伸,我恰好分配在五连。

其实应该叫一连,之所以称“五连”,估计是为了避嫌。因为,本连集中了全团所有的“高干子女”。兵团干部子女自不用说,中学毕业后落实“回乡”,不可能留在团部,也不舍得下到偏远连队,紧挨团部的五连就成了他们冠冕堂皇的最佳去处。

团首长其实算不上“高干”,因此他们的子女也算不上真正的“高干子女”,但在当时兵团的那种氛围下,他们比真正的高干子女更加“高干”。

真正的高干子女也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最不济也来自本省的合肥。但没有北京来的。据说北京的高干子女都上山下乡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例如孙伯伯的儿子孙本就上山下乡去了陕北。南方

的高干子女估计是级别不够,没资格去革命圣地,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皖南建设兵团。但既然是“高干子女”,就不能把自己混成普通的老百姓,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与兵团领导打了招呼。有些是首长夫人明确请求尽量照顾,另一些则是高干本人强调“严格要求”,结果都一样,团里无论从“尽量照顾”还是从“严格要求”的角度考虑,最后统统把他们安排在五连,因此五连被称为“干部连”。

除了干部子女之外,另一类是具有文体特长的知青。那年月强调“政治挂帅”,文艺演出甚至体育比赛也被视为“政治活动”,所以各单位都很重视。兵团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自然更不会例外。但这些活动常常与生产任务相冲突,于是团里领导从实际出发,把所有的文体骨干集中在一个连队,需要参加兵团内部文体活动或与地方上搞联欢和友谊赛时,动用一个连队的文体骨干肯定比从各个连队临时抽掉知青方便。再说,除了演出和比赛外,平常更需要排练和训练,倘若不在一个连队,而是分散在各营各连,天天排练或训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五连更像是“代表连”,五连的篮球队“代表”本团的篮球队,五连的乒乓球队自然也“代表”全团的乒乓队,至于五连的文艺宣传队,则更是全团的宣传队。因此,除了干部子女外,五连的其他知青大都有文艺或体育方面的特长。

我算是个例外,本人既无任何文艺体育特长,更非“高干子女”,仅仅是父亲早年积德今日脸皮厚,才感动了孙伯伯,让我冒充“高干子弟”,不但顺利地来到建设兵团,而且分配在五连。

今天回头看,这当然是好事,否则,我这样小地方小户人家的孩子,哪有机会一下子面对面接触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和小地方的干部子弟?据我的实际接触,发觉干部子弟虽然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基本特征都高度一致——拒绝平庸。所以,五连的干部子女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坏得出奇就是好得出众。“坏”主要表现为无所顾忌。那时候知青嘴上不说,心里都想早日回城,所以,知青们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表现,否则,将来谁推荐你上大学或招工?而干部子女则不必顾及这些,他们的父母再不济也职位高过连长和指导员,否则怎敢称“干部子弟”?他们因此从骨子里并不买连长指导员的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普通老百姓”,少数干部子弟甚至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以彰显自己的敢作敢为和与众不同。但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陈谨夫。我是因为心虚,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属于“假冒伪劣”,因此不敢造次,陈谨夫则因为其父对他要求特别严,如此,我俩就成了“干部子弟”中的另类,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成了挚友。

分班。有文体特长的知青分在茶叶班,无文体特长的干部子弟分在水稻班。如此,我就与陈谨夫分配在一个班,成为真正的“战友”。

我感觉水稻班艰苦一些。收工的时候,我们赤着脚提着鞋,狼狈不堪,搞得像败退下来的伤兵,而茶叶班那些“文体兵”身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男男女女一路说说笑笑喜气洋洋像凯旋的勇士,甚至像专门慰问我们的“慰问团”。也难怪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有逆反心理,逮着机会就故意惹事。

还是我和陈谨夫除外。我们老老实实的,不惹事。具体表现是我和陈谨夫比较谦虚,不像其他人那么张扬和肆无忌惮。班长派人赤脚下田铲秧,其他知青把脸别向一边,装作听不见,故意不买账。我因为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心虚,不用班长点名,主动脱鞋。但铲秧需要三个人,除了我和班长外,还需要一个人脱鞋,谁?当然只能是陈谨夫,因为其他知青根本不看班长,班长不能对着空气布置任务。

我老老实实,一是因为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是冒充的,心虚;二是因为心中“马桶盖”和“留级生”的阴影仍然存在,教训深刻,不敢那么高调和自以为是。那么,陈谨夫呢?他为什么也主动脱鞋下田铲秧?

刚开始,我以为陈谨夫与我一样,是混在干部子弟队伍里的“假高干”子弟,因此我把陈谨夫当成自己的“同类”,铲秧间隙,我还与陈谨夫说些“小话”,说还是人家干部子弟好啊,可以穿着鞋在上面挑秧,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田里铲秧的,只能是我们普通人家子弟。陈谨夫并没有附和我,矜持了一下,非常有节制地笑笑,说也不要这么想,总得有人脱鞋嘛。后来,当我获悉在我们水稻班,真正的“高干子女”只有一个,竟然就是和我一样低调甚至比我更低调的陈谨夫时,不仅十分惭愧,而且对他肃然起敬。再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逐渐知根知底,才知道在我们班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中,有些人的家长其实就是一

般干部,连科长都不是。更让我意外的是,那个最喜欢摆“高干子弟”谱的知青,其实他父亲只是另一个团的股长,论级别,甚至还不如我父亲。于是,我找回一点小小的自信,同时发觉现实与书本相差实在太远。人怎么可以这样呢?“高干子女”是能冒充的吗?又一想,有些人不就是喜欢显摆嘛,比如我自己,当初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显摆,能留级吗?所不同的是,我已经吃过亏了,所以不敢那么高调那么显摆了。再与陈谨夫一对比,发觉做人确实是谦虚低调一点比较好。

連长和指导员把干部子弟集中在水稻班并非故意整我们,也非为了“锻炼培养”,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水稻班的工作是硬任务,不能耽搁,茶叶班的工作是软任务,除了春茶采摘那几天,其他时节,比如除草和施肥甚至修剪茶园,早几天晚几天没关系,因此,茶叶班的知青可以随时集中训练或排演。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羡慕茶叶班的知青,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调到茶叶班,不仅每天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而且与那么多活力四射的文体女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肯定比整天看着身边这些假“高干子女”狐假虎威心旷神怡。但我调到茶叶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既无一点体育特长,也无任何文艺天赋,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文体兵”呢?于是,不得不放弃幻想,埋头做自己的事。

我的“事”还是看书,习惯了。二姐给我寄来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至今记得它的样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捧着一大摞书,暗喻知识给了他力量与志气。

除了习惯外,还有不服气。原本是想当“总统”的人,结果连高中都没上成,学历还不如假想中的“总统夫人”毕燕,于是不甘心,不服气。我希望通过自学达到高中水平,至少要和毕燕平起平坐吧。因此,我没有把那套丛书当作“闲书”读,而是当作课本来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很认真,每道思考题都认真思考,每道习题都认真做,然后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发现不对,从头再来。实在弄不懂的也没关系,可以问人。我当时问的就是陈谨夫,因为他是高中生,而且好像成绩不错。凡是我问的题目,陈谨夫都能帮我解答,偶尔当时解答不了的,过了一天也能解答。

陈谨夫自己也是喜欢学习的人,业余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不过,我们所看的书目不一样,我主要看那套自学丛书,陈谨夫看的主要是文艺类,比如《奥德河上的春天》等等,全部都是我家那个图书馆里没有的。我当然知道文艺书比自学丛书更好看,我也想看,但一想起“总统夫人”毕燕正在读高中,我就逼着自己忍痛割爱,强迫自己只看自学丛书,坚持做习题,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并监督自己按时完成。

陈谨夫也做作业,他的“作业”是写诗和写散文。大约是我经常向他请教习题的缘故,陈谨夫也偶尔让我看他写的诗和散文。我觉得他散文写得不错,因为他写的散文里面有故事,而且是我熟悉的故事。比如有一篇写我们夏天一起跳到水里堵涵洞的故事,当时我很紧张,来不及多想,经他一写,我们仿佛成英雄了,连跳下去之前的思想斗争都写得那么精彩。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见陈谨夫跳下去了,我也只好跟着跳而已。再说,平常遇到脏活累活都是我和陈谨夫的事,当时遇到险情,必须有人跳下去堵涵洞,这么危险,不是我们跳谁跳?至于他写的那么多诗,我也看了,但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欣赏不了。除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初中课本上的“白日依山尽”“窗前明月光”之外,我对诗一窍不通,因为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小图书馆里,一本诗集也没有。直到他的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我才晓得,原来陈谨夫的水平那么高。

我们水稻班接连发生两件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

先苦后甜,我先说坏事。

我们班那位最喜欢摆谱的“高干子弟”摔死了。

摔死的原因很简单,他和另一个干部子弟在县里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回来得晚了,扒汽车,失手没抓住一下摔死了。

我们兵团虽然地处三省交界,但并不闭塞,交通还算便利。318国道正好从我们连穿过。这是一条省际公路,白天车辆很多,主要是“大上海”和带拖斗的拖拉机。“大上海”也是解放牌,但它与一般的解放牌卡车不一样,没有前面的“大鼻子”,车身为钢结构,明显比一般的解放牌卡车高大和高档,式样新,速度快,不挂拖斗,上坡减速不如普通解放牌那么明显。“大上海”是往返皖南三线厂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皖南的三线厂是上海内迁至皖南的军工企业,职工几乎全是上海人,人员和物资往返频繁,所以“大上海”在这条公路上穿梭不息。拖挂式拖拉机是

“农为工用”,在农用拖拉机后面挂一个拖斗用来跑运输。今天看来属于“违规上路”,但当时没那么严格。当时上海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金山工程”,需要大量黃沙。黄沙贱,用“大上海”承运不合算,只能用这种农用拖拉机挂一个拖斗从皖南运至浙江泗安,再装船运到上海。平常我们知青要去县城,就扒这种拖拉机。拖拉机速度慢,拉着沉重的黄沙,一上坡就气喘吁吁,我们根本不用招手打招呼,直接扒上去即可。但拖拉机只是白天承运,晚上没有,所以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高干子弟”要么步行二十多里回兵团,要么拦车。估计他们一开始是徒步的,遇到“大上海”也招手拦车,但大半夜哪个上海司机愿意停下来让两个陌生人搭便车?其实白天“大上海”也不会轻易停下来让知青搭便车,除非是长得十分漂亮且满口“阿拉阿拉”的上海女知青,但我那两个战友既非女性更非“阿拉”,招手也白招,只能徒步。大半夜徒步二十多里山路确实够呛,于是冒险扒车,扒“大上海”,结果……

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送他上山的时候居然两腿发抖。真的,我很害怕,但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

我平常并不喜欢他,甚至有点看不惯他,但毕竟我们是一个班的战友,而且他就住在我隔壁。兵团宿舍之间的隔墙只有半截,下半截是隔开的,上半截是互通的。隔眼,但不隔音。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隔壁看不见,却能听见。我和他虽然算不上朋友,但面子上还能过得去。晚上我在宿舍学习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他们几个人在隔壁吹牛,偶尔会隔着房间朝我喊一声,让我甩一盒火柴过去。我答应一声,照办。他抽烟,我不抽烟,天晓得他怎么会喊我甩火柴。当时我不明白,今天回想起来,估计是故意试探甚至是在他那几个“干部”朋友面前故意显示我很买他的账。所以,他突然摔死后,我晚上一个人在宿舍复习自学丛书的时候就很害怕,有几次居然产生幻听,听见他在隔壁喊我甩一盒火柴过去……

除了害怕,我还为他深深地惋惜。想着他真不该跑到县城看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因为仅仅再过两天,我们兵团就会放映,用得着费事冒险跑到县城去看吗?我感觉他是为了赶时髦和爱显摆“牺牲”的,太不值得。倘若他能像陈谨夫和我一样低调一点,谦虚一些,就不会那么活跃那么胆大半夜扒“大上海”了。但逝者已逝,无论我是害怕,还是为他惋惜,都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悲剧,只是这段记忆终生难忘,保留至今。

我再说好事情。

连里决定从知青中选拔一名副班长,让大家民主选举。

我们班长是从越南回来的退伍军人,党员,老实人,话语不多,吃苦在前。比如上次堵涵洞,他就是带头跳下去的,事后还把功劳算在陈谨夫和我头上。班长做人很宽厚,从来不打小报告,知青犯了错误,班长不但不批评,反而帮着遮掩,因此很受大家爱戴。既然如此,干吗还要选一名副班长呢?我想,大概是连里注重培养知青中的骨干,另一方面,也觉得班长虽然忠厚,但管理不严,比如我们班那位“高干知青”出事,就与班长平时管理不严有一定关系。倘若他严格管理,不允许他们提前走,两名知青就不可能提前下班扒拖拉机去县城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扒“大上海”摔死事件了。所以,我对连里的决定非常理解,坚决支持。

虽然是“民主选举”,但连里还是有最终决定权的。具体做法是让我们班民主推选两名候选人,上报连队,然后由连里决定到底提拔其中的哪一位知青担任副班长。说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在我们班落实“民主”的过程中,同样施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大家自由提名,然后由班长拿主意“集中”上报两名候选人,结果,集中到我和陈谨夫头上。

我没想过当副班长。自从初中三年级被留级之后,我就心灰意冷矫枉过正,从小时候幻想当“总统”到后来连当小组长的“理想”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当副班长。但是,猛一被提名,居然还相当激动。毕竟,这是我们这批知青中第一个副班长,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起码,能引起茶叶班那些文体女知青的关注了。一想到能引起她们的关注,我就忍不住激动。另外,我也可以向父母报喜,他们也会因此判断我在兵团表现不错,不用再为我操心,更不会担惊受怕了。副班长虽微不足道,却是当“干部”的第一级台阶,只有先当副班长,才有可能当班长、排长、连长,才说明我表现好,才有可能在未来提干、招工、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抢得先机……

但是,连队“集中”的结果是陈谨夫,而不是我。

我很失落,却不敢有一丝的流露。不但不能流露,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甚至心服口服的样子。特别是在陈谨夫面前,我表示真心的祝贺。

我没有对陈谨夫说“你表现确实比我好”之

类的肉麻话,而是私底下悄声对他说:“幸亏是你。”

他问:“为什么?”

我说:“只有你这个真‘高干,才能镇住这些‘假高干。”

我不是为了迎合陈谨夫,更不是为了敷衍他,而是真这么想的,甚至,我认为连长和指导员也是这么考虑的。

通过一个小小的副班长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我发现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同时也发现,领导的眼睛更加明亮。

副班长果然是“进步”的第一级台阶。不久,陈谨夫获得进一步提升,调到水稻班当班长,并且担任文艺宣传队副队长。

真不是吹牛,陈谨夫获得提拔,我功不可没。

起因是陈谨夫在《皖南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赞美皖南早春的小诗。不长,若非特意去找,根本看不到。陈谨夫比我谦虚谨慎。他没主动说,只是报社给他寄来样报的时候,我很好奇,问报社为什么给他邮寄报纸。陈谨夫抵挡不过,才不得不告诉我,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诗。我当然要他给我看,他也不得不给我看。我一看,是我之前看过的其中一首。小诗写得确实蛮好,但也没觉得大不了,就是描写皖南的春天之美嘛。但是,今日手捧散发油墨香的报纸一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字还是之前那些字,几乎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却突然感觉水平高多了,高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才注意到,小诗不仅仅是描写皖南秀丽的春天之美,而且歌颂了春色之下的“形势大好”。在小诗的结尾,仿佛不经意间的一笔写到了广阔田野上耸立的广播喇叭,正在播送“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响彻耳际与云霄……之前看的时候我没注意这个细节,以为是闲笔,这次再看,才发觉此乃整篇小诗的画龙点睛之笔,正是这个“闲笔”,赋予一首小诗政治含意并使整个作品得到“升华”,才得以发表。

我没有声张,独自来到指导员家里,找报纸,找一周之前的《皖南日报》。指导员很诧异,没好脸色地问我找一张旧报纸干什么。指导员是我们连队的最高首长,他的家是全连知青“朝圣”的地方。全连知青,不管是干部子女还是文艺战士体育战士,再毛刺的知青见到指导员都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到指导员家里来,知青们都怀着“朝圣”的心理,不是悄悄地进贡就是虔诚地汇报思想,哪里有翻箱倒柜找东西的?我因为事先看过报纸,心里有底,所以这时候并没有害怕,而是认真回答指导员:“陈谨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指导员听了一愣,似不信。那年月,报纸相当于“圣旨”,陈谨夫在“圣旨”上发表文章了?那还得了?虽然将信将疑,但因事关重大,又见我不像撒谎的样子,更相信我不敢撒谎,于是指导员不能肯定也不敢否定地跟我一起找。谢天谢地,真的假不了,果然找了出来。我迅速翻到副刊那一版,指着其中的一首小诗,又指着作者的名字“陈谨夫”。指导员先是一阵惊喜,紧接着有些失望,因为一首小诗实在不能与社论相提并论,甚至连“文章”都谈不上。但是很快,喜悦重新洋溢在指导员的脸上。

指导员迅速做了两件事。第一,立刻带着报纸赶赴团部,向团政治部报喜。第二,组织全连知青学习《皖南日报》,号召向陈谨夫学习。

提拔当班长是必然的,都号召向陈谨夫学习了,还不提拔?但指导员只能把陈谨夫提拔到班长的位置。更高的职位,比如排长,都兼任连队党支部委员,陈谨夫当时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支委呢?至于让他担任宣传队副队长,指导员的逻辑是:既然都能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了,那么写个群口词或快板书更没问题。而连队的这些所谓“文艺兵”,能唱歌跳舞摆弄个乐器的大有人在,可要他们动笔,一个个都傻眼了。之前,这项任务都是安排一个右派分子完成的,指导员相当不情愿,让右派完成政治任务,不是笑话吗?可没有办法,实在没人。现在,终于发现了陈谨夫,岂能不用?

陈谨夫推荐我接任他水稻班副班长的职位,理由是我本来就是副班长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现在他提升了,到茶叶班担任班长了,空出的职位当然由我接替。我理解他是帮我“进步”,更感谢他的好意,但我对于担任副班长兴趣不大,我的想法是离开水稻班,跟着陈谨夫去茶叶班,宁可在茶叶班做个普通战士,也不想在水稻班担任副班长,尽管我知道副班长是人生“进步”的关键一步。

我感觉自己和陈谨夫已经很知心了,就对他说了实话。但也没有全说实话。我对陈谨夫说,当不当班长无所谓,只想与他在一个班,因为在他手下很愉快。我说的是心里话,但真正的“心里话”却没说。事实上,除了想与他共事之外,我更嫌水稻班脏,又不如茶叶班能整天和文艺女兵并肩战斗。

陈谨夫似很为难,认真想了半天,才说:“这要等机会。”

我相信他没有骗我,但又怀疑这样的机会实在渺茫。

算了,无所谓。我在水稻班也蛮好。虽然又脏又累,但工作时间不长,至少业余时间是自己的,不必参加排练和演出,也不用参加训练和比赛,有更多的时间完成我的“自学丛书”学习。

我没怀疑陈谨夫是敷衍我,但我估计他是安慰我,可是没想到的是,陈谨夫这么快就给我创造出了“机会”。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吧,陈谨夫就特意找到我,问:“记得你之前对我说过,你曾经认真读完八个样板戏的剧本?”

我说“认真”谈不上,但确实全部看了一遍,当时我们家住的那座图书馆的旧书全部是工程技术类的,文艺书被红卫兵烧了,新到的所谓“文艺书”只有样板戏剧本,我是拿样板戏剧本当长篇小说看的。

“好!”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刚开始不习惯,老是注明‘白天‘黑夜‘转场的,但看着看着就习惯了,感觉跟读长篇小说也差不多。”

“我是说如果让你写剧本怎么样?”他问。

“我?写剧本?”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写剧本。

“不是很长,”陈谨夫说,“短的,连样板戏中的一场都不到。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的短剧。”

“没写过。”我说。真没写过,不是谦虚。

“剧本的格式你总知道吧。”他说。

我点点头。那肯定,都看完八本厚厚的样板戏剧本了,哪能连剧本的格式都不知道。我相信自己照猫画虎的本事还是有。

“那这样,”陈谨夫说,“我先把大概的故事写出来,然后你按照‘剧本的格式幫我整理出一个‘剧本来,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试试呗。

很快,陈谨夫把一个故事写给我。两页纸,内容是连队饲养员王老汉为老母猪接生坚守一夜没睡觉的故事。我在整理的过程中,除了按照剧本的格式为文字分行并注明“白天”“夜”和场景之外,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自然而然”融入了样板戏注重的“矛盾冲突”和“三突出”写法,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把“王老汉”改成上海女知青“王红英”,又安排一个“主要英雄人物”指导员出场,比上海女知青“王红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如样板戏《沙家浜》一样,明明主角是阿庆嫂,为了突出人民子弟兵,硬是安排一场“坚持芦荡”,把主要英雄转移成郭建光。陈谨夫原来的故事中没有“指导员”这个人物,经我修改,不仅加了指导员这个角色,而且处处让指导员突出,小剧中的每一个矛盾冲突,最后都是指导员力挽狂澜化险为夷的。为了把剧情推向高潮,激化矛盾冲突,我制造了一个“反面人物”,增加了右派分子企图给母猪下毒,幸亏被指导员及时发现的情节。

在今天看来,我这所谓的“创作”,纯属胡编乱造,一派胡言,但是,当时却引起轰动。特别是剧中上海女知青王红英为母猪配种的剧情,使“大姑娘配种”成为当时我们兵团乃至附近农村广大男性兵团战士和人民公社社员的流行语。

陈谨夫高风亮节,没有注明“集体创作”,连他自己的名字都省了,直接注明是我“创作”。当团政治部主任从兵团总部捧回大奖之后,我没有如愿以偿地从水稻班调往茶叶班重新在陈谨夫手下与之共事,而是“一步登天”,直接被借调到团政治部上班。更让我十分意外的是,之前不拿正眼瞧我的那个扮演“王紅英”的上海女知青何妮仁,居然主动接近我,向我“讨教”艺术问题。

虽然只是借调,但对我的改变却是天翻地覆的。最直接的变化是指导员看我的眼神。指导员之前跟我讲话,眼睛不是直接看我的。高兴的时候,指导员抬头放眼世界,不高兴的时候,指导员低头忧国忧民,而如今,指导员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老远就夸张地对我打招呼,但与我说话的时候,起码眼睛能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了。

不仅仅是指导员,我能接触到的,除了陈谨夫,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陪领导去下面检查工作或做报告,我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拎包的,连“跑龙套”都算不上,但下面的人,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营长教导员,都把我与“团首长”同等对待,我刚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诚惶诚恐,但时间一长就渐渐习惯并且很享受了。

那年月好像没有“腐败”,至少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腐败”。不要说送房送车送银行卡送美女了,连送红包送烟送酒送一般礼品的都没有。不仅没人送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人送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政委这些东西,人们送的,只是态度,是那种毕恭毕敬、笑脸相迎、马首是瞻、诚惶诚恐、唯命是从的态度。我想起来了,当时下面人

对我的态度,就是之前我们连队知青对连长指导员的态度。

这么说,我也成了连长指导员了?不,应该比连长指导员还要大,因为,下面营长连长见到我们五连的连长指导员可以不买账,但如今见到我,都笑脸相迎,唯恐得罪。

谷雨过后,开始采茶,兵团的第一拨农忙开始了。别看茶叶班平常稀松干的都是“软活”,到了这个季节,任务陡然变“硬”了。无论连长怎么动员,不管指导员怎么鼓劲儿,甚至团支部怎么配合党支部让知青写倡议书、决心书,凭他们自己的力量都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必须请民工。民工就是兵团附近的农民,或者是兵团老职工家乡的亲戚朋友。实行按件取酬,每采摘一斤茶叶报酬4分钱。今天肯定没人干,当时俏得不得了,手脚麻利的大姑娘小嫂子,起早摸黑辛苦一点每天能采新鲜茶叶一百多斤,一个季节下来,挣一百多块。那年月,这笔钱差不多是农村一个整劳力一年的收入,还不抢得打架?像指导员连长这样有身份的人,每年都特意写信让老家的亲戚赶过来创收,何况其他人。一大早,茶厂门口就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茶叶班的俊男靓女两人一组男女搭配,每组领着几十上百人的民工队伍,按照事先划定好的区域向茶山进发。民工们必须遵守纪律,一字排开,等兵团战士口哨一吹,立刻开始采摘,搞得像体育比赛,场面热烈。

安排一男一女俩知青为一组倒不是为了“干活不累”,采茶民工都是女性,自然有女人的特殊性,比如在一望无际的茶山上遇到人生三急,男知青就不方便管理,所以,每组必须有一名女知青。但是,几十上百的采茶女工当中,自然有调皮捣蛋投机耍滑分子,比如不按统一指挥采茶,挑肥拣瘦,擅自“跳槽”,专挑特别茂盛的茶叶采,还不乱套?那么多人,单靠两个女知青管理不了,这时候,就需要有威严的男知青出面。

光采茶不行,还要制茶,把从茶山上采摘回来的新鲜茶叶经过杀青、揉捻、烘干、慢炒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成成品茶叶,任务更“硬”。假如说采茶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的话,那么,制茶任务一个小时也不能拖延,必须现采现加工,否则就影响成品的质量。因此,那季节茶厂实行两班制,关键岗位三班倒,并且这个任务不能交给民工,只能由兵团战士独立完成,而连队的知青一部分已经上山了,哪里还能满足三班倒?所以,每年的采茶旺季,团部机关都要抽调干部下连队支援。我本来就是借调到机关的,这时候当然更是不用说,第一个就抽我。

其实也不用“抽”,我的关系本来就在五连,我还是五连的战士,这季节回五连上班即可。

尽管我是回自己的单位上班,但连长和指导员仍然把我当“机关干部”,安排我在最轻松的磨干车间看守慢炒设备。我知道这活儿最轻松,也知道这是连队领导照顾我,但我不需要照顾,坚决要求像其他知青一样干最艰苦的活儿,起早摸黑带民工上山采茶。

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我是假积极,想博得一个好的表现,为将来真正的提干或招工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积累资本。如果大家这么想,那真是高看我了,事实上,我连“假积极”的觉悟都没有,我坚决要求带民工上山采茶的真实想法是与女知青男女搭配。那时候我还不满18岁,真的是精力用不完,不甘心与老弱病残一起耗在慢炒车间看守磨干机,与活力四射的女文艺战士一起上山,踏万亩茶园,沐春天阳光,呼新鲜空气,睹满眼青绿,多美多惬意啊……

碰巧,我与“王红英”的扮演者何妮仁分在一个组。

何妮仁是我们连甚至是我们全团最漂亮的女知青,要不然也不会让她扮演我笔下的“王红英”,因为漂亮,也因为她比我大许多,更因为她是比我早两年上山下乡来兵团的上海知青,所以我们虽然是同一连队的“战友”,却从来没有讲过话。这次与她分派在一个组,我当然格外高兴。何妮仁似乎也很高兴,而且好像更加高兴,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主动热情地与我握手。

这是我第一次与女生握手。

当然,关于男女之间的事,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心里还是渴望的,要不然,当年怎么幻想自己当“总统”而把毕燕想象成“总统夫人”呢?但就是毕燕,我们初中三年,我差不多幻想了两年半,也仅仅停留在“幻想”阶段,根本没机会握手。这么说吧,我这辈子很少肉碰肉触碰异性,哪怕是握手。所以,当何妮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简直浑身发抖。

因为“发抖”,所以我忘记了放手,并且握得很紧,甚至越握越紧,恨不能我的肉与她的肉永远黏在一起,直到旁边的大姑娘小嫂子开始嬉笑,我才猛地松开。

我借调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写通讯报道,目标是往《兵团战士报》投稿。当时的投稿与如今

不一样。通讯报道写完后,必须先交给政治部主任审查,获得认可,主任亲自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之后才由团部按照内部行文流程提交上去。如果被《兵团战士报》采用了,则可算作我们团政治部的一项成绩,也是我们全团政治工作的成绩,所以,政委对这项工作相当重视。我借调到政治部之前,我们十八团在《兵团战士报》上每个季度露脸一次,我来了之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大约每月能露脸一次,推行通讯员措施后,几乎每周都能从《兵团战士报》上看到我们团的消息。

不全是我的功劳。借用当时的一句套话:功劳是大家的。

首先是领导的。倘若领导不支持,比如政治部主任不给我盖公章,我就是写得再多再好也没用。再说,我再能写,如果不是领导慧眼识珠,直接把我从五连水稻班借调到团政治部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写通讯报道。

其次,功劳是群众的。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依靠群众”。我虽然能写,但再能写,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瞎写。深入采访当然可以,但我们团那么大,而且整个团不是集中在一起的,是分散在各个“战略要地”,营与营、营与连之间隔着广袤的农村,相距甚远,全团就一辆旧吉普,连政治部主任都坐不上,哪里能派给我坐?就是派给我,我也不敢坐,怕犯上,所以,最多就是借团部通勤班的自行车。可兵团属地为丘陵,虽然没有崇山峻嶺,但一路上坡下坡不断。骑自行车去九连,要整整一上午。骑车到十二连,几乎要花一天时间,上午出发,傍晚才到,第二天采访,第三天返回,路上遇上刮风下雨,被堵着回不来也说不定。所以,靠我自己下去深入采访偶尔为之可以,每个星期如此不现实。

我找到陈谨夫,希望他帮我写一篇通讯报道。

陈谨夫答应帮我写,同时建议我“发动群众”,每个连队培养一到两名通讯员,要求他们每人每个月写一篇稿子,由我帮他们修改,然后报给政治部主任,这样工作就好做了。

这真是好建议,如果这样,全团每月有几十篇稿子,即便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也每月有几篇,一个月的成绩抵得上过去一年。

第二天,我立刻向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建议,并且我没有贪功,声明:此建议是五连陈谨夫同志提出的。

主任深思熟虑之后,让我拟一份报告,他批注后,报请政委批示。然后,以团政治部的名义给各营发通知,要求每个连推荐两名知青,于某月某日在团部参加通讯员短训班。

其他连队通讯员是怎么产生的我不清楚,五连因为是我的“娘家”,而且我现在与指导员很亲。我回连队,首先拜访指导员。指导员主动对我说起推荐知青参加通讯员短训班的事情,并咨询我推荐谁比较合适。我想都没想,立刻说了两个名字:陈谨夫,何妮仁。

推荐陈谨夫无可争议,他的文章都上《皖南日报》了,当个连队通讯员还不绰绰有余?我甚至认为借调到团政治部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陈谨夫。至于推荐何妮仁,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没经过认真思考,脱口而出,所以也没有任何理由。倘若指导员问我“为什么”,我肯定答不上来。好在指导员根本没问,马上就说好,那就这么定了。

事后,我非常心虚,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受下意识支配,凭什么推荐何妮仁?因为她最漂亮?因为她是和我握过手的异性?忽然理解当领导的为什么容易任人唯亲了。估计领导也不是有意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下意识支配。幸亏我还算不上“领导”,否则肯定“腐败”,一般的领导只是任人唯亲,而我却任人唯“色”。

我“色”吗?

“色”当然不是好词,但面对自己,也只能实事求是。

假如我对毕燕的幻想还算纯洁的话,那么对何妮仁就确实是“色”。因为她比我大,何妮仁比我早两年上山下乡,而且她是高中毕业,我是初中毕业,所以我感觉自己还是小孩,何妮仁是“大人”,小孩怎么能与大人谈恋爱呢?既然不是“恋爱”,又怎么会产生“下意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确实“色”。

虽然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但我必须承认,在何妮仁这里,我确实找到了类似“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那种与她“并肩战斗”很开心,一想到与她在一起就同样开心,近乎兴奋的感觉。

对,是“兴奋”。那年清明前后春茶采摘季节,我回连队参加劳动,与何妮仁分在一个组,带着几十上百名民工上山采茶的日子,就处在天天亢奋的状态。每天早晨天不亮,我们就集合队伍向茶山进发。何妮仁在前面领队,我在后面压阵,一路走到指定的茶叶地,划好地段,安排民工采摘,我们才可以吃早餐。别以为我们多苦,比起民工来我们够幸运的了。民工起得更早,她们

要先吃完早饭才排队集合上山,而我和何妮仁则可以先把民工召集上山,然后等民工开始采摘了才慢慢享用早餐。说“享用”也不是夸张,更不是调侃。连里为了保证带队上山人员“吃得好”,特意为我们开了小灶。早晨上山,带上早餐和中饭,每人领两个大馒头两个菜包子和一个煮鸡蛋。相对民工的热水泡剩饭,我们能吃上馒头包子和煮鸡蛋,不是很“享用”吗?

最幸福的是傍晚。我们哨声一响,民工全部停止采摘,按指定路线排队走向茶厂。因为目标明确,行走线路按最近原则,所以不需要“带领”,这时候我和何妮仁的任务就是防止少数民工溜号,悄悄把采摘的茶叶带回家自己炒了卖,因此,我们一左一右,都在队尾断后,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局,我们与大队人马保持一段距离,反而更能看清整个队伍,确保一个不溜号。

春茶采摘旺季也是农村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与何妮仁并排行走在绿色的茶海里,远处人民公社的油菜花一片金黄,我们的心情也顿时灿烂起来。许多年之后,看着影视作品把“上山下乡”描述得那么凄惨,我就觉得不真实,至少不全面。因为凡事都有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上山下乡”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而且说实话,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乐。一说起“上山下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晚霞之下与何妮仁肩并肩走在茶山上被遍地绿色包围并遥望满眼的灿烂金黄,那心情,像是要迸发而出却不明白为什么迸发,为谁迸发。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我们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先是唐山大地震,后是伟大领袖逝世,紧接着是粉碎“四人帮”。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的情绪也跟着起起落落。但年轻,没心没肺,外面的大形势虽然带着我喜怒哀乐,却并未真正触动我的灵魂。比如伟大领袖逝世,大家都哭,我也必须哭,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真的伤心落泪,可好像也不是装的,大概是哭也能传染吧。

否极泰来。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传来国家要恢复高考的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兴奋,感觉这次政策的转变是专门为我设计的。第一时间跑回连队。真是重色轻友,居然先把消息告诉何妮仁。但她反应并不热烈,脸上的高兴似乎也是为我做出来的,只是说“那好啊,这下你逮着了”。我再跑去告诉陈谨夫,他明显比何妮仁“知音”,是那种从心里往外的高兴。

陈谨夫说,他也听说了,但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

我说不管是不是属实,我们都必须抓紧复习。

他说那当然。

很快,消息得到证实。不用官方发布,知青们各有各的渠道,一夜之间,知青们都爱学习了,连水稻班那些“高干子弟”也不例外。

恰在此时,政治部主任用报喜的口吻告诉我,兵团总部要开一个理论骨干学习班,他打算推荐我去。我紧急思考了一下,马上找了个理由推掉,表示自己不想去。事后,我把情况告诉陈谨夫,他沉思很长时间才说:你不该这么轻易推掉啊。

我问为什么不推掉,眼下正是高考复习最关键的时刻,我怎么能去兵团总部参加学习呢?

陈谨夫又沉思片刻,说出他的理由,大意是说,参加高考能不能考上谁也不敢肯定,但如果参加兵团总部的学习班,回来之后我很可能获得提干,从五连正式调入团政治部。

这样啊?

我当即有些后悔,感觉自己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至少,不该一口回绝,起码应该先与陈谨夫商量一下嘛。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再跑去对主任说我又想去了。再说,这样的好机会,想去的人多着呢,我不想去,大把的人往里面钻,这时候我就想吃回头草,估计也吃不到了。

从陈谨夫那里回来,我没有直接去团部,下意识地拐了一个弯,去见何妮仁,把团部打算推荐我去兵团总部学习被我放弃的消息告诉她。天晓得我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是炫耀?还是听了陈谨夫的话之后有些后悔想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对陈谨夫的观点不敢认同将信将疑,需要另找一个人证实一下?

何妮仁与陈谨夫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她更为明确鲜明。何妮仁一听,马上就说:“你疯了?你一个初中生,怎敢保证考上大学?哪有现成的提干机会都不要的?”

我明明后悔,明明知道她说得对,但嘴上却反驳:“谁敢保证回来之后一定提干?谁敢肯定初中生就一定考不上大学?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可以再考。我相信自己总能考上。”

我还算嘴下留情,差点就说:“你倒是高中生,可通讯报道哪次不是经过我千修万改之后才

发表的?”真的差点就说,因为我当时心情已经非常糟糕,她不但没安慰我,反而挑难听的说,不是存心给我添堵吗?

后来,团里恰恰推荐何妮仁去兵团总部参加培训班了。

我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而陈谨夫则帮我分析,一定是何妮仁听我说了之后,立刻跑去找主任去争取了。她那么漂亮,放下身段使劲一找,别说政治部主任,就是团政委,估计也会怜香惜玉给她这个机会。当然,她也有这个条件,毕竟,当了通讯员之后,何妮仁也写过通讯报道,其中有一篇上了《兵团战士报》,只不过她的稿子是我反复修改才通过的。但是别人不知道啊,还以为完全代表她的真实水平呢。

让我比较失落的是,何妮仁获得此机会,对我居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我当然更不能说什么,第一次学会把话憋在心里,连陈谨夫都没说。

何妮仁前脚走,后脚就通知我回连队。大约是已经确定何妮仁回来之后正式调到政治部,我必须趁早把位置腾出来吧。

我真的觉得丢人,想起古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情绪低到极点。

我变得敏感,特别注意别人看我的眼神。

关键时刻,还是陈谨夫拉了我一把。

他说:“这是好事。”

我看着他,想到“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没有说。

“这叫背水一战,”陈谨夫说,“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仍然看着他,仍然没说话,但心态已经不那么抵触了。

“本来我担心你初中毕业第一年考不上,”陈谨夫接着说,“现在被这样一逼,我相信你肯定考得上了。”

我眼睛瞪得贼大,心里腾升温暖,然后开始澎湃。

陈谨夫最后又鼓励我,说我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初中阶段看了一个图书馆,上山下乡后,一直在学“自学丛书”,实际水平并不比高中生差。

对陈谨夫的话,我不完全相信。因为我感觉陈谨夫的水平比我高,而他不就是高中毕业吗?

我暗暗祈祷陈谨夫能考上。只有他考上了,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我才有可能考上一般大学。

陈谨夫叫我死记硬背。我心里不情愿,认为只有不够聪明的女生才需要死记硬背,像我这样的“聪明人”,关键要深入理解全面掌握。但又觉得陈谨夫的建议有道理,为了应付考试,“不聪明”的办法或许更有效。于是,我开始尝试死记硬背的笨办法。

效果不错。比如三角函數,我之前也能做,但速度比较慢,死记硬背后,公式熟了,解题的速度快多了。而高考,除了考“理解”之外,比的往往就是解题速度。

我把重要的公式抄在一张纸上,随时掏出来看一遍。上班的时候别人在讲笑话,我也假装笑,其实是在默记。

终于等来真正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那时候的冬天比如今冷许多。兵团没有考点,我们必须去县城参加统一考试。团里派大卡车拉我们去。风大,站在大卡车上很冷,可大家热情高涨。

我感觉自己考得不好。数学有一题没做。是一个陌生的图形,我以为很复杂,决定跳过去,先做后面容易的。因为做得比较仔细,一再提醒自己慢慢做,千万不要想着出风头而第一个交卷。没想到时间过得很快,等到后面的全部做完并检查完毕,再回头看那道陌生图形的题,却发觉其实非常简单,可惜已经没有时间做了。

语文主要是作文分。题目二选一。一道是“科學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另一道是“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我本来应该选“能过关”的,因为我看过许多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专业书,这方面“阅历”比其他考生多,写该篇作文很可能出彩,但想到其中必须要引用一些领袖的语录,比如马克思“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等等,我不敢肯定自己记得一字不差,而引用错了就是政治错误,所以放弃了,改写“东方红”,净写一些假大空的话,估计分数高不了。

结果非常出人意料。我不但考上了,而且考得居然比陈谨夫还好。

虽然那一年没公布高考分数,但我考上了外省的全国重点大学,而陈谨夫却只考上了本省的一般大学。全团只有我们俩考上了。

当时我已经回家过年。图书馆恢复对外开放,父亲官复原职,我们家搬回机关大院。当时我父亲不在办公室,父亲的同事用机关的广播喇叭喊我去听电话。我一听广播喇叭的声音,就知道是好消息。从家属区到机关楼,我一路飞奔,其速度之快,空前绝后。

通知书是寄到兵团的,电话是兵团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的。他用报喜的口吻说我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还说他知道我能考上,把我派回连队,就是让我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复习等等。我本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可因为激动,居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中南矿冶学院?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当然更没报考这所学校。事实上,我当时没有填写任何学校。因为传闻兵团要改国营农场,和农村差不多了,而国营农场也是国家正式单位,不存在再招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在这里了,所以,大家离开那里的心情非常迫切。我和陈谨夫商量决定,不填写任何学校,只写“服从分配”,以为只要态度好,服从分配,“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录取就会优先。结果,我被录取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陈谨夫被录取本省的安徽大学。

虽然没有公布分数,但我和陈谨夫核对了一下,他理科成绩比我好,毕竟,数学我有一题没做嘛。估计分差出在作文上。我那篇作文自己并不满意,认为是“假大空”,但当时还没改革开放,文风不就是“假大空”嘛。或许,我的“假大空”正对阅卷老师的胃口和当年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也说不定。

我三姐和四姐也参加了高考。四姐也是像我这样填志愿的,但没考上。三姐则认为,如果我的作文果然得了高分,第一志愿填同济大学或复旦大学也能录取。三姐的话似乎可信一些,因为她自己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录取了。

我们家一下考上俩,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周围人见面就道喜。母亲平常说话声音不大,这阵子却突然高亢许多,声声流露着自豪与喜气,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两个“状元”。父亲显得沉稳一些,哼着小曲,在家练习书法,自己家春联写完了,就帮人家写,有求必应,或者抱一本宋词,嘴里念念有词。父亲那一代认字的人似乎都有这个本事,抓起词就能吟唱出来。现在的文人,即便是文学博士或文学院教授,好像也没这本事。难道古时候诗词都有固定的曲调,如今失传了?

我心里一再告诫自己要接受当年留级的教训,做人要低调,切不可得意忘形。但是做不到。我回到之前的学校,也就是我之前上小学后来“戴帽子”升中学并且在那里留级的学校。我非常希望见到我那批同学,告诉他们,我考上大学了!可惜,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放假呢,还没开学,哪里有人?

我更希望看到毕燕。这更不可能。毕燕早升高中了,和我一样,离开此地到八中去了。

我回到八中。

这里热闹得多。门口居然贴了红榜,有一些人围观。我才想起,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因此,八中今年也有考生。好像就是毕燕这一届吧?那时候高中两年,如果我初三没留级,升入高中,和毕燕一届,今年应该正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吧?

我往前挤了挤,希望能看见“毕燕”的名字。可惜名字甚少,考上大学的一个没有,所谓“光荣榜”,只有一个大专和三个中专,还不如我们建设兵团。因为人数少,所以一目了然,其中没有毕燕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都没有。

我非常希望毕燕此时也在看榜,见到我,问我是不是考上了,我就大声告诉她考上了,而且考上了重点大学……

可惜,我没有见到毕燕,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熟人。大概是我在八中的时间太短了吧。而且就是那么短的时间,我也没有好好上学,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妈妈排队买肉、买豆腐、买油、买花生。

我不甘心,故意小声嘀咕一句:怎么不把我的名字写上?

我希望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你?你是谁?

如果那样,我就告诉对方,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也参加了高考,而且考上了。

可是,我的小声嘀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其实我当时的声音并不小,至少比在课堂上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时候大,但愣是没人接我的话,大概他们以为我是说玩笑话吧,或者以为我是神经病,总之无人搭理。

但我考上大学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回了八中。

我在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的时候,碰到八中的李老师。李老师也考上大学了,也在托运行李。我喊她,跟她打招呼。她似乎还记得我,但又对不上号。她没想到考上大学的是我,以为我是陪姐姐办托运的。李老师问我姐姐考上了哪所大学。

我四姐有些难堪,但很快就自豪地说:“不是我,是我弟弟,是他考上了大学,重点大学。”

姐姐还把我往前推了推,仿佛是怕老师再次弄错,特别强调我就是那个“他”。

李老师的大脑发生短暂短路,愣了一下,

问:“你?”

我笑着点点头,递上录取通知书。倒不是专门打算炫耀的,因为凭通知书可以半票,所以我当时正好拿在手上。

老师看了我的名字和录取我的中南矿冶学院,“哦”地叫了一声,似乎终于对上号了,说:“你好像初中毕业就下放了呀。”

我想说是,但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我姐就抢着说:“是啊,他要是上了高中,肯定考上清华。”

我白了四姐一眼,似不赞成她这么说,但心里却乐滋滋的。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覺。

第三章

矿冶学院

中南矿冶学院有大门,却没围墙。既然没围墙,建大门干什么?大门的作用相当于如今深圳城中村的牌坊?

其实不仅矿业学院如此,湖南大学和湖南师院也如此。从荣湾镇乘公共汽车到左家垅,进了湖大,汽车拐了个弯,又出来了。

这增长了我的见识,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学都是有围墙的。古代中国连国家都建围墙,怎么大学只有大门而没有围墙呢?是不是表示知识是没有界限的?

从大门进去是一个操场,操场尽头是一座宏伟的图书馆。

真正的图书馆,带阅览室和资料室的那种,和我家居住的那座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

进了大学之后,我的“总统梦”彻底消失了。因为,我在班上一点都不突出,准确地说我的学习成绩算差的。还“总统”呢,连班委都没选上。

我确实看过许多书,不客气地讲,我一个人看的书,或许比我们班上所有同学加起来的都多,但这有什么用呢?在学校,所谓学习成绩,直接体现在考试分数上,我看的那么多书,或许有助于我对问题的理解,即所谓“知识面宽”,但考试不能仅凭“理解”,也不考“知识面”,考试必须准确,必须写出准确答案,连小数点都不能错,这就是“理解”和“知识面”不能解决的了。

说到底,还是底子不牢。读自学丛书对知识的汲取毕竟不如上高中系统。我的下铺睡着一个农村考生,叫刘伯龙,貌不惊人,和我当年顶着“马桶盖”回到城里的情形差不多。可刘伯龙在农村是高二的数学老师,那时候高中两年制,他是带毕业班主课的老师,那底子,是我靠读几本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能比得了的吗?

特别是英语和高等数学,我的泛泛阅读和“自学丛书”中好像都没有包括这两门主课,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差不多在我们班属于末尾。这样的学习成绩,还“总统”呢,能保证跟上进度不留级就烧高香了。这次如果再留级,就不是“政治表现”的问题了,而实实在在属于学习成绩跟不上。事实上,我也差点留级,英语勉强及格,高等数学则挂了红灯,经过补考加老师的特别开恩才涉险过关。

但是,专业课一开始,我马上就冒了出来。

1980年年底,《有色金属》第12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

这在当时是十分了不起并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的事。

基础课结束后,我们开始接触专业知识。这时候,高中的基础好像发挥不了作用了,相反,我在一个小图书馆的工程技术图书阅读量却大行其道。我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偶尔有闲情逸致逛逛图书馆。主要是好奇,看看学校的图书馆与我家住的那个图书馆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首先在规模上。学校的图书馆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从操场这边看过去,仿佛建在一座高坡上,宏伟、对称、敦厚。长度与学校大操场的宽度一致。

其次是内容。不仅藏书量大,而且内容丰富,功能齐全。印象最深的是进门大厅里的立体地图,直观展示祖国的山川河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立体地图,能直观地看到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的海拔居然相差那么大。但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把这种立体模型归类为“图书”。

最后是室外环境。学校图书馆室外也有白玉兰,但除了白玉兰之外,还有多种花木。其中最特别的是桂花。夏天晚自习,图书馆四周阵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终生难忘。

之前因为基础课学习紧张,我并没有好好逛图书馆,稍微轻松后,我旧病复发,秉承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没事就钻图书馆。

出于好奇,也因为学校开展的所谓专业精神教育活动,我首先看我们的专业书。

我的专业是有色重金属冶炼,我就围绕铜、铅、锌、钴、镍的冶炼工艺来看,很快就看完了。因为这些专业书比我当年在家看的那些枯燥的工程技术图书和施工手册好懂多了,加上我已经学习了专业基础,所以读起来非常轻松,基本上三天一本。不谦虚地说,看完这些专业书,不需要上专业课,我对本专业的情况也大致了解了。因此我发现,大学四年,对我们工科学生来说,主要是学习所谓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真正用在本专业的课程上,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不到四分之一。

接下来我就看杂志。比如我们这个专业最权威的《有色金属》杂志。当时《有色金属》上在讨论铜电解过程中因尖端放电引发的短路问题。在铜电解的过程中,阴极面总有个别地方冒尖长成“瘤子”,“瘤子”越长越大,触碰到阳极,形成短路。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间歇断电,二是周期反向。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方法,争论不休。我一看,这有什么可争论的,当然是周期反向效果更好。间歇断电只能暂停“瘤子”的生长,而周期反向不但能暂停“瘤子”的生长,还能把已经形成的“瘤子”熔解掉,而且,根据尖端放电原理,越是冒尖的地方越是首先被熔解掉。虽然会浪费一点电流,但消除短路所节省的电流远远大于周期反向所损失的电流。我又查了一些专业资料,找出相关的公式,给出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也不用“证明”,明摆着的事情嘛,任何对我们专业有一点了解的人一看就能想明白。但科学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定要对那些明摆着的事情做“证明”,于是我就拿出陈景润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精神,从教科书和专业杂志的其他文章中找证据。说实话,有些“证据”我自己也看不懂,但是会抄,把这些证据“抄”下来,组成一篇所谓的“论文”,寄给《有色金属》杂志。没想到他们立刻发表了!

这是我第一次拿稿费。

当时二十几元的稿费,超过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其喜悦和得意的心情自不必说。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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