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究竟哪里不可思议

2019-08-29 02:08:13 检察风云 2019年16期

林海

“有个做法官的父亲,进法庭就能够从容不迫。”说这句话的人是个马德里人,他的名字叫作塞万提斯。他并没有一个做法官的父親。相反,父亲曾因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三次被送进监狱。塞万提斯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与动荡不安中,一次次走过马德里的街头。

阿尔卡拉镇主街48号的倒霉人

有意思的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虽然进过三次监狱,他父亲的父亲——祖父胡安·塞万提斯却曾是正儿八经的法官。这位胡安·塞万提斯从萨拉曼卡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一个宗教法庭任法官,后来也做过律师。他的儿子,也就是塞万提斯的父亲,就是那个“有个做法官的父亲”却“不得不一再走进法庭”的人。和父亲一样,小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他曾从军入伍致左手残疾,又不幸被俘多年。归来后又数度被陷入狱,最后更落得个不知葬身何处的下场。

今天,无数人来到马德里,都会从Avenida de América出发,乘坐223路巴士前往位于市郊的阿尔卡拉,拜访问世过《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故居。尽管今天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车程,然而在16世纪,在荒凉的马德里高地,这个行程所需时间恐怕相当惊人。可以想象,一列马车在贫瘠苍凉的山地中跋涉。小塞万提斯就坐在马车上前往马德里。其实,历史上阿尔卡拉并不荒凉。这里在古罗马时期早就是集市,后来更依赖着埃纳雷斯河,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商镇。

镇上的主街曾是西班牙最长的柱廊街道。这条街道的48号是一栋红色两层小楼。楼内有方形天井。陈列室里有形形色色版本的《堂吉诃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1547年,塞万提斯就出生在这里,却不得不颠沛流离。这里,还是每年塞万提斯文学奖的颁奖地。生前与这所大学并无交集的塞万提斯,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每年“衣锦还乡”。

1587年,塞万提斯在军中获得了一个职位,负责筹措“无敌舰队”的军费。可他很快丢了饭碗,并锒铛入狱,罪名是“非法征收谷物”——然而如果收不上来,就很快会有另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等着他。刑满获释后,他托遍关系找了个税吏的工作。谁知他储存税款的银行突然倒闭,钱款去向未明。于是,塞万提斯再次身陷囹圄。出狱后,他心灰意冷,蜗居在瓦利阿多里德的一个下等公寓写作。

这个公寓距离马德里更远。今天开车都需要沿A-601公路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时那里鱼龙混杂,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塞万提斯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写作。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他。1605年的一天,塞万提斯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个奄奄一息、被刺的人。出于怜悯之心,他把这个人背回了家,谁想到,这个人很快死了。警方更是莫名其妙,将塞万提斯当作了凶手。于是,6月27日,他第三次遭受无妄之灾锒铛入狱。

那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庭就是如此。无论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还是他自己,都至少进过三次监狱。直到去世仍活在贫困之中。尽管后来,全世界人都认可了他的文学才华,并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竖起纪念雕像,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人们始终找不到他葬在哪里。直至2015年3月17日,“塞万提斯遗骸寻找组”的一位法医弗朗西斯科·埃塞巴利亚突然宣布,他们在马德里市中心的特里尼塔里亚斯教堂的地穴中找到一些遗骨,其中有些遗骨经鉴定,应该来自塞万提斯。

“0公里”:

太阳门广场是一切的起点

各式旅游手册上最常看到的塞万提斯像,伫立于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中央。坐在上面拿着手稿的是塞万提斯。骑着马的则是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然而大部分人在拍照时,只和那两位显眼而灵动的主人公合了影。这座三人雕像以西,是1808年5月2日纪念碑。

太阳门广场,这里曾经是马德里人政治生活的中心。广场呈半圆形,10条街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广场中心有着一个写着“0公里”的标志,而那十条街道延伸向全城,分别都有着“1公里”“2公里”……“100公里”的路标。很明显,这里才是马德里的心脏。16世纪开始,三教九流都在此聚会,人们在圣菲利普教堂的台阶上交头接耳——这个地方于是被称为“谣言传播角”。后来这个教堂遭遇火灾,谣言传播角并没有消失,而是搬到了广场东面苏塞索教堂的台阶上。

几百年来,太阳门广场一直是西班牙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808年5月2日的起义自不必言。1812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西班牙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最先在太阳门广场公布于世。1848年马德里安装了煤气街灯,太阳门广场的黑夜被照亮了;1879年,西班牙第一辆有轨电车诞生,它的发车仪式也在太阳门广场举行。直到今天,这个广场还是许多集会和抗议的地点,例如抗议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以及西班牙参加伊拉克战争的集会,仍然在这个广场聚焦起全城的目光与人心。

马约尔广场:

宗教裁判所浓烟翻滚

从“0公里”向东出发,步行四五分钟,经过“熊与树莓像”,便会抵达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博物馆。这里收藏着戈雅耗费八年完成的作品《宗教裁判法庭》。戈雅有许多紧扣时事的作品,他也有许多艳丽旖旎的女性肖像,例如《裸体的玛哈》和《穿衣的玛哈》。而他这幅《宗教裁判法庭》所画的对象,在现实中却是足以随时要他性命的恐怖力量。当然,今天一切都过去了。

这个旅行会从位于“0公里”以西500米的马约尔广场开始。1478年,伊莎贝拉女王在此成立异端裁判所,用以维护宗教正统,并以残酷手段惩罚异端。这个裁判所从1483年至1820年,共将38万人裁定成异端,并将约10万人送上火刑柱处死。

这个广场的中心曾经空荡荡,而今站立着菲利浦三世的雕像。之所以空空荡荡,是因为宗教裁判露天举行,人们都在周围的某一个窗口里观瞻行刑。其实,戈雅绘制《宗教裁判法庭》的时代,宗教裁判法庭早就不如之前强大,甚至经历了被打倒砸烂和复辟清算的反复。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西班牙国内的骚乱,天主教当局才决定重新利用此时已名存实亡的宗教裁判法庭。有些思想激进者被作为异端受到审判,接受滑轮刑(宗教裁判所的六种刑讯手段之一),并最终送上火刑柱烧死。

然而不久,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了西班牙,更是废除了宗教裁判法庭,并且释放了仍关押在宗教监狱里的“犯人们”。戈雅和伙伴们还来不及欢呼,就发现法军不过是另一群武断野蛮的统治者。用戈雅自己的话说:“清晨之前,法国人还是我们的盟友。一夜之间,他们成了敌人,我们谁也不再认识谁。”于是,紧接着发生的,是“5月2日的起义”和“5月3日的枪杀”,这个国家被另外一群“圣徒”所主持。

在2006年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电影《戈雅之魂》中,我们看到,卢梭和伏尔泰已取代了耶稣和使徒。革命者砸毁教会,开枪打死作弥撒的神父。“革命检察官”口若悬河地宣判红衣主教死刑,其义正言辞之状,和当年审判宗教异端时一模一样。十分讽刺的是,一如来时暴风骤雨,法军的溃败也在须臾之间。那些“革命检察官”很快被捕,宗教裁判法庭再度“开张”。那些一度在阶下受审的红衣主教,重新掌握了审判权,准备执行净化灵魂的刑罚。

在这样的反复中,戈雅成了一名陷入失聪和“半疯”之中的老人。此时的他抛弃了任何传统形式的束缚,大胆地突破古典绘画题材和构图的限制,记录着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1819年,他终于完成了《宗教裁判法庭》。画面中央是四个被进行异端审判的男子,他们戴着三足的高帽——这种帽子被称为“愚人帽”(cozora),通常在审判时戴在疯癲者、麻风病人和异端的头上,以示驱逐出文明世界之意。

9年后,戈雅孤苦一人,在法国波尔多的西班牙自由侨民中心去世。1900年,他的遗体被运回西班牙,安葬在马德里郊外的佛罗里达教堂——这座教堂的壁画也是他创作的。人们记得他创作的每一幅作品,却开始淡忘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时代。时光流逝,回忆变得模糊,只剩下宗教裁判法庭作为最浓黑的暗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在阳光过分明快的马德里,作为法律人的你,见过佛朗哥治下的喘息,走过三毛曾就读的康普顿斯大学哲学系,或是品尝过海明威记录的每个深夜酒肆,与塞万提斯擦肩,错过毕加索和达利,却终究想不起来这个城市,到底是哪里不可思议。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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