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奇功的红军司号兵

2019-08-29 02:08:13 检察风云 2019年16期

何立波

2019年8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将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司号制度的恢复和完善,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2018年10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决定,我军司号制度正式恢复。司号兵这一消失了三十多年的特殊部队,重新步入人们的视野。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人民军队建立了司号兵。在红军时代,我军建立了完备的司号兵制度,统一了红军的军用号谱。在红军时期,司号员在战斗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红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沿用国民党军号谱,到红军统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就设立了司号兵。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司号兵属于通信兵,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师和团编有司号排。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部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战斗频繁,连续打两三场仗是常有的事。战斗中,旗兵与司号员往往冲在队伍前列,遇到敌人火力阻击,每每伤亡很大,有些连队因此配备了两名司号员。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军第四纵队一些部队曾经一天中先后伤亡好几名司号员。

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补充司号员成为当务之急。红军很重视培训司号员的工作,经常举办各级号手学习班,从部队中抽调年轻力壮、肯钻研的战士学习吹号。1929年6月,红军打下龙岩后,军部在城里中山公园办了两期司号员学习班,共有30多名学员。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即可胜任工作,个别不合格的则退回原部队当战士。吹号是十分耗费气力的工作,战斗中又起着传达军官号令、调遣全军的重要作用,因此司号员常与军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红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每月仍给司号员发三块大洋、鸡蛋费营养补助。在苏区逐步沦陷的困难情况下,每月还发一块大洋。司号员若生病负伤,其所在部队首长必来慰问看望;战斗中若有司号员牺牲,常常由部队首长主持葬礼,战友们会在其坟前吹奏葬礼号,以示哀悼。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吹响军乐,气势磅礴。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尤太忠13岁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做了司号员,当了四五年的司号兵。新中国成立后,尤太忠将军曾自豪地介绍自己“我就是号兵出身”。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沿用了国民党军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于是红军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叶剑英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由于红军作战和休息大多数是通过军号来发布命令,而红军的司号员们用的号谱也不尽统一,五花八门,这不仅不利于红军队伍的作战,而且也不利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由于号音不统一,一些部队在行动中常常发生混乱或分不清敌我,甚至被敌人利用。因此,早在1931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着手编写我军号谱。为此,叶剑英在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军区包括鄂豫皖等苏区、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

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等文字。为保密起见,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至此,我军完全采用了区别于旧军队的服装、旗帜、号谱、编制。换用新号谱后,我军可根据敌人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主动权因此便掌握在红军手里。从此,我军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号谱分为战斗号谱、勤务号谱、名目号谱、仪式号谱四类共300余种。人民军队的战士时时刻刻都要听从军号的指挥,每天从起床、出操、收操、开饭、上课到熄灯,全部由军号传达指令。嘹亮的军号声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每个军人的血液。

红军时曾用军号号谱来寻找部队、迷惑敌人

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通信兵肖荣昌回忆说:1934年8月,他所在的无线电中队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当时红二、六军团分别突围,六军团为了寻找二军团费尽了周折。“主要是因为红二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红六军团从甘溪突围以后,急切地盼望和红二军团会合,但却不知道红二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

当时红二军团不仅没有电台,而且和红六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红六军团就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二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反而越跑越快。

红六军团沿途看到不少红二军团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六军团第17师第19团先找到了红二军团,然后带领他们一路上用红六军团号谱联系,才找到红六军团。至此,被敌分割为三段的红六军团,才在当年10月中下旬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会合。

紅军新号谱还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做过贡献。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同从岷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率领的第30军会师。至此,经过八个月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的红一方面军官兵见到兵强马壮的兄弟部队,兴奋至极。不过,两军的会师并不友好,而是从“对打”中相识的。当两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相遇时,几乎谁也无法认定对方是敌是友,结果双方都开枪射击。后来,还是司号员用红军号谱进行联络,才弄清是“自家人”… …

利用军号和敌人唱“空城计”

1934年,红四方面军经过数月艰苦的鏖战,粉碎了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六路围攻。这天夜里,红九军作战科长周希汉带着军直属队穿插在红25师和27师中间,随部队一起追歼溃敌。追到一个岔路口,走在前面的红25师改沿小路东进,军直属队仍沿公路向南朝预定集合地点罗文坎前进。刚走出不远,侦察兵發现前面有敌人埋伏。此时,红27师还没有赶上来。军直属队虽有500多人,但都是司号连和通信队以及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战斗经验不足。紧急时刻,周希汉看到司号连连长从他身边经过,计从心来。他让司号连分散开来,每隔10米一个号兵。战斗一打响,100多把军号一起吹响。雄壮的号声震耳欲聋,有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杀来。红军战士趁着这股声势,呐喊着冲向敌人。敌人头一次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我军主力部队来了,都吓呆了,很快被红军全歼。周希汉审问俘虏后知道这只是敌人的一个排哨,敌人的一个团还在南面公路,决定一鼓作气再拿下这个团。周希汉命令司号兵继续唱“空城计”。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100多把军号再次齐鸣,震颤山谷。埋伏在两侧的战士如猛虎下山,敌先头部队遭到重创,其余的人溃不成军。红军战士乘胜追击,再一次剿灭了敌团。这样,红9军直属队在一夜之间,连续击溃敌人3个团,俘敌1900多人。其中的要诀,主要就在于巧妙地运用军号攻破了对手的“心理防线”。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但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这时已抢占了对岸,正在构筑工事,据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当晚,红1团由团政委黎林率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1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25日凌晨,红1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杨得志为迷惑敌人,决定先用军号搅乱敌人阵营,将几十个号兵隐蔽在山上山下的树丛中。当勇士们登船时,杨得志命令司号兵突然吹起军号,敌人听到对岸四处有军号声,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马。接着,杨得志又命令军团炮兵营和团里的机枪连一起开火,加上当时天降大雾,敌军以为对岸有千军万马,斗志顿减。18勇士刚开始渡河时,敌人看不清情况。等到红军奋勇队登上了对岸,敌人听到阵阵喊杀声,才慌忙弃阵弃枪逃命。据司号员张生荣回忆说:“长征时我是红1师特务连司号员,强渡大渡河时,我就在岸边吹号。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勇士们渡河之前,领导命令我们先隐蔽起来。强渡开始时,我先是仰卧着吹号,后又蹲着吹号,最后再站着吹号。当时号兵有几十个,连肖华同志也吹起了冲锋号。团、连、排的司号长、号兵也一起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号声响起,战士们冒着敌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奋不顾身地冲过河去!”

红1团18勇士胜利渡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打开了一条通路。但由于只找到一条渡船,解决不了大部队的渡江问题。红军总部5月27日命令杨成武率领红4团西行向泸定桥出发,准备夺取泸定桥。杨成武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疾奔。蒋介石此时急令川军两个旅沿左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因为天黑下雨,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敌人误以为对岸的红军是自己人,向红军吹军号进行联络,还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向红军这边喊话联络,告诉右岸的红军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叫司号员联络。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红4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司号员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说是自己人,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敌人一听是自己人,降低了警惕性,便吹号宿营休息。杨成武加速前进,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消灭了守桥敌人,确保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过河。据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忆:“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

1936年春,随红四方面军总部长征的朱德总司令到了四川西北部的梦公镇。一天上午,总部官兵在镇南面球场上举行篮球比赛。听说朱德要来打球,大家都想亲眼看看总司令的风采。比赛正酣之际,北面山上突然传来一阵紧密的枪声。朱德通过望远镜向北山一望,发现一大群敌人正逼近。朱德立即对大家说:“同志们,篮球赛暂时结束,消灭反动派的战斗马上开始!”其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已出外作战,总部除一个警卫连外,都是机关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同志们不免有些着急。形势紧迫,一发千钧。朱德把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和警卫连的战士集合在一起,下达作战命令:“有武器的听命令行动,剩下的同志每人找一根木棒,绑上红布,到河那边的树林里先藏起来,听到冲锋号声后再出来,边跑边喊‘冲呀‘杀呀!司号员分散到周围的山坡上,听到我的命令,一齐猛吹冲锋号。”大家分头行动,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做好准备。朱德镇定自若,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离敌人一里多地的几棵松树下设置了临时指挥所。不一会儿,敌人冲了过来。朱德命令警卫连分两路向敌人反击,站在一个小土堆上高喊:“红军战士们,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冲啊!”在朱德的指挥下,阵地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不到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俘虏了200多敌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原来,这股敌人是一群刚刚被国民党收编的散兵游勇,其领头的为向上级邀功,趁着我军主力部队外出作战之际,企图突袭红四方面军的总部机关。在审问俘虏时,有一个家伙说:“我们长官说你们后方没有武装部队,捉到红军有重赏,哪知你们还有那么多队伍没有动用。”敌人哪里知道,这是朱德设下的“空城计”。

危急时刻,司号员曾用军号巧救朱德总司令,传为美谈。一次,朱德一行三人外出了解情况,走到四川天全县城西边的紫石镇附近时被四川军阀刘湘部发现。200多名国民党兵追来,形势非常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山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发来了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敌71团听到号令后,立即停在了原地,等待下一个号令。朱德等人得以脱离险境。事后朱德才知道,吹号的是红军司号员王大明。他在山顶目睹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吹起了国民党军军号,导演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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